向雷震致敬

綜觀人類的政治史，民主從不廉價。
想要從專制集團的手中取回政權，必定會經過一段漫長又備極艱辛的過程。
這段過程基本上可以分成兩類，一類是體制外的革命，另一類是體制內的改革。
體制外的革命由人民主導，他們多半是民間的意見領袖，登高一呼，或是犧牲自己的自由或生命，以期喚醒廣大群眾對民主的嚮往。
至於體制內的改革，通常是出於權力核心自發性省思，透過和平的立法程序，達成政治改革的目的。
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南非。
長久以來，南非的統治階層是白人。
白人在南非的社會高高在上，掌握國家大部分的資源。
可是，白人僅佔南非人口不到兩成，其他不是有色人種就是黑人。
尤其是黑人，足足佔了南非人口的七成。
可以想見，假如南非實施「一人一票」的民主選舉，總統百分之百由黑人當選。
因而為了防止黑人掌權，南非實施「種族隔離政策」，這不單剝奪了黑人的投票權利，甚至連工作機會與生活空間也都有所限制。
直到一九八九年，戴克拉克就任南非第八任總統，他先是釋放因反對種族隔離政策而入獄的民主鬥士曼德拉，繼而在一九九○年解除戒嚴，隨後取消種族隔離政策。
一九九三年，戴克拉克因為對南非民主的貢獻，與曼德拉一同獲頒諾貝爾和平獎。
次年，南非進行總統大選，黑人首次擁有投票權，曼德拉毫無意外地以壓倒性的多數當選南非第九任總統。

相片一：南非第九任總統曼德拉（左）與第八任總統戴克拉克（右）

　　兩位都是對南非民主極有貢獻的英雄──曼德拉進行的是體制外革命，戴克拉克推動的是體制內改革。
請問：他們哪一位比較偉大？
就人性來講，真正偉大的，是戴克拉克。
因為南非一旦建立一人一票的民選制度，佔人口比例不到兩成的白人，永遠沒有當選總統的可能──明明知道這個結果，戴克拉克卻推動取消了不公平的種族隔離政策。
從這個例子，應能讓我們了解在民主的進程中，推動體制內改革的「權貴人士」，其心胸的寬大程度，應高於進行體制外革命的「民主鬥士」。
因為體制內改革的權貴人士，必須「放棄」手中的權力以及既得利益。
至於體制外革命的民主鬥士，則在「爭取」心中嚮往的民主。
一個要「放棄」什麼，另一個在「爭取」什麼，你說：誰比較偉大？
今天之所以聊如此八股的話題，是因為近日我認識了雷震的女兒──雷美琳女士（相片二）。

相片二：雷女士身為海軍眷屬，卻從來沒有上過軍艦。為了彌補這份 遺憾，我（左二）和同學特別安排她（左三）到軍艦參觀。

　　知道誰是雷震嗎？
雷震可是台灣響叮噹的大人物。
雖然響叮噹，然而大部分的人可能像我一樣，只知雷震的大名，以及他反抗當時的威權體制，之後被羅織罪名，冤枉下獄的概略往事。
至於詳情，對不起，我不清楚。
直到認識雷女士（她的先生金陵，是我海軍官校四十六年班學長；透過這層關係，我才有幸見到雷女士），再聽她娓娓道來，始了解雷震事件始末。
首先，我必須承認，自己過去有一個錯誤的印象，以為雷震是民間的知識分子，可能在大學任教，或是在輿論界享有盛名，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，寫了幾篇反對威權體制的文章，因而惹惱了權力高層。
再講一句先前做過的分類，我以為雷先生屬於體制外革命的民主鬥士──反正原本什麼都沒有，索性就拚它一把。
贏了，可能換得高位（如曼德拉）；輸了，也能博得好名聲。
可是，經過雷女士的說明，再詳細閱讀雷先生的生平（請參考本文後附錄──雷震主要學經歷），這才發現他原來是國民黨大老、國府權貴人士。
可以這麼說：早期的雷震備受層峰信任，是國民黨負責文宣的第一把手。

相片三：一九四六年時任國大代表的雷震（右二）與白崇禧（右一） 等人合影。雷震曾任中央軍校教官，是黃埔學生心目中的「師長」，與軍 方關係密切。

相片四：一九五九年胡適（左）與雷震（右）合影；胡適當時長居海 外，是《自由中國》掛名發行人，雷震才為實際負責人。

　　國府遷台以後，雷震和他的夫人都是當年「萬年國會」的國大代表。此外，他還兼任國策顧問、中央銀行監事，並擔任國民黨文宣雜誌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的實際負責人。
《自由中國》在政界的重要性，和當年《中央日報》不相上下。
可以想見，只要雷先生嘴巴緊一點、下筆寬一點，他與家人錦衣玉食、汽車出進、眾人前呼後擁的權貴生活，如水到渠成那般自然。
可是，在他主導之下的《自由中國》，自始至終都站在為人權發聲的立場。
更難得的是，《自由中國》存活的這十年，正是國民黨自大陸敗退臺灣，在政治上風聲鶴唳、危機四伏的十年。
這十年與威權體制對抗，怎麼可能有任何勝算？
那擺明是以卵擊石啊！
然而，為了堅持知識分子心中的那一份良知與良能，即使心裡清楚地明白，自己將要失去什麼、面對什麼，他也沒有退卻。
而且這份堅持，一堅持就是十年！
這中間他要經歷多少的人情勸說、利益誘惑，以及威嚇相逼！
與南非的戴克拉克相比，同樣是體制內的改革，雷先生的勇氣與情操豈不高尚太多！
此外，許多民主鬥士之所以敢言敢拚，是因為生活沒有太多牽掛，孤注一擲的勇氣也就高於常人。
雷先生呢？
他是中國傳統的父親，膝下有六兒五女──一大夥人等著他拿錢回家吃飯吶！
難道他不明白在那個白色的恐怖年代，起身和威權體制對嗆，不單家人難以溫飽，更可能為兒女帶來何種災難！
好比說他的兒子雷德成，服兵役時派到馬祖，冬天睡在濕冷的山洞裡，因為身材太高，而軍中發的棉被長度又不夠，夜晚只得露出兩隻小腿。
長期受凍的結果，導致雷德成雙腿血液循環出現問題，後來連行動都有困難。
可是，就因為他是雷震的兒子，軍方不單不同意他因病除役，甚至不讓他回台就醫。
直到役期結束，雷德成才坐著輪椅回到台北，但那時已病入膏肓，勉強經過幾個月的搶救，最後雙腿仍從膝部截肢，下半輩子成了殘廢。
別說是直系血親，甚至連姻親也沒放過。
例如雷女士的先生，也是我的大學長金陵，就因為上級沒有批准他的婚姻申請，而他又不顧一切娶了「雷震的女兒」，因而被記了兩大過，然後調到閒得發慌的單位冷凍，幾年之後只好自己打了報告提前退伍。

相片五：金陵與雷美琳女士的結婚照。由於此時雷震已被關在獄中， 雙方覺得婚禮應保持低調，雷女士連婚紗都沒穿。

　　兩大過是何等嚴重的處分，只有當過公務員的讀友才清楚。
也因此，金學長以海軍「斷刀上尉」自嘲，甚至在正式的名片上都印了這四個字，足見他心中有多麼的不平！
可是，毀掉仕途還不是最糟的。
離開海軍，金學長為了家人的生計而四處謀職，然而不管是公家單位或私人機構，全因受到高層施壓，以致讓他處處碰壁。
金學長整整窩在家裡當了四年的保姆──三十多歲的男人，正當人生的黃金歲月，肩上扛著一家五口的生活壓力，自己卻一事無成，而展望未來，也沒有任何希望──這又是何等苦悶的感受！
不得已，夫妻二人只好帶著三個小孩舉家遷往美國。
看到這，可能你和我當初聽到這裡時一樣，心中發出一個疑惑：受到如此打壓，政府如何同意你們出國？
當然是有交換條件的。
當女兒次次提出申請，次次遭到境管局拒絕，雷先生自然明白個中原由。他透過中間人傳話給高層，表示以後不再接受外國媒體專訪，也不發表文章評論當局，這才換得女兒一家的出境許可。
移民之初，他們在海外無親無故，所帶的資金也很有限，那種流落異鄉、人生地不熟、前途茫茫的窘迫無助感，又豈是「悲慘」兩字所能形容！
而這些落在兒女身上的痛苦，不比加在雷先生身上更令他難受？
可是，管他什麼犧牲、什麼痛苦、什麼折磨……，為了台灣的民主與人權，他義無反顧、一往直前！
做為一位中國的知識分子，雷先生樹立的典範，足以名垂青史、千古揚名！
今年三月七日，適逢雷震先生逝世三十三週年紀念日，當日將在國立政治大學「社會科學資料中心（簡稱：社資中心）」二樓成立「雷震研究中心暨雷震紀念館」。各位讀友如有興趣，不妨抽空前往參觀，讓我們為雷震先生以及他的家人，致上最崇高的敬意。
註：社資中心的位置如圖一，週一至週五的上班時間開放民眾參觀。

圖一：雷震紀念館位置圖

附錄：雷震主要學經歷

1897年：	6月25日出生於浙江省長興縣小溪口鎮。
1916年：	浙江省立第三中學畢業，隨後赴日留學。
1917年：	由張繼、戴季陶介紹，在日本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（國民黨前身）。
1926年：	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。
1927年：	在戴季陶介紹下，進入國民政府法制局擔任編審。
1928年：	改任考試局編譯局編撰，兼中央軍校教官。
1929年：	銓敘部成立，任秘書兼調查統計科科長。
1930年：	兼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教授。
1931年：	當選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書記長及常務委員，負責宣傳工作。
1932年：	擔任國民黨南京市代表大會主席。
1933年：	任教育部總務司長。
1935年：	國民黨五全大會，獲選候補監察委員第三名，並兼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下所屬財政專門委員會委員。
1938年：	1月，離開教育部，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；4月，國民參政會成立，擔任議事組主任。
1939年：	國民參政會設川康建設期成會，蔣中正出任會長，雷震兼主任秘書。同年8月，遞補蕭佛成病逝缺，成為國民黨監察委員。
1943年：	升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。
1945年：	中日戰爭結束。國民黨六全大會，連任中央監委。
1946年：	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，任秘書長，負責協商各黨派意見。11月，制憲國民大會開幕前後，負責協商青年黨與民主同盟中的民社黨參與制憲國大，任制憲國大代表兼副秘書長。
1947年：	國民政府擴大各黨派參與組閣，張群為行政院長，雷震擔任不管部政務委員，負責連絡各黨派，並獲選為國民大會代表，兼任國民大會副祕書長。
1948年：	任行政院政務委員。
1949年：	自4月起擔任京滬警備司令部政委，與谷正綱、方治，共同協助湯恩伯守備上海，有「三劍客」之稱。上海撤退以後，經廣州到台灣。8月初，國民黨總裁辦公室在台灣成立，任設計委員會委員。11月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在台北創刊，由長居美國的胡適掛名發行人，以雷震為實際負責人，負責經費、邀稿、撰稿、校對、主持編輯委員會議等工作。
1950年：	3月1日，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，任命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，王世杰為總統府秘書長，雷震擔任國策顧問、中央銀行監事。
1951年：	《自由中國》刊登夏道平執筆之社論〈政府不可誘民入罪〉，引發第一次言論風波。
1953年：	《自由中國》的言論在雷震主導下，逐漸轉變為「民主反共」，站在檢視政府施政的立場，對當時的威權體制時有所批評，與高層關係日益緊張，終於導致本年遭免除國策顧問等職。
1954年：	《自由中國》刊登讀者投書〈搶救教育危機〉，引發國民黨不滿，雷震被註銷國民黨籍。
1955年：	《自由中國》出版蔣中正七十大壽「祝壽專號」，集結自由派人士對蔣的建言，引發黨政軍媒體圍剿。
1958年：	參與李萬居、吳三連、高玉樹等七十八人發起組織的「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」，後因無法取得行政機關之許可而無法成立。
1960年：	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三連任總統。5月4日，發表《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》，鼓吹成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黨。5月18日，非國民黨籍人士舉行選舉改進檢討會，主張成立新黨，要求公正選舉，實現真正民主。決議即日起組織「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」，隨即籌備組織中國民主黨。雷震擔任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集委員，與李萬居、高玉樹共同擔任發言人。7至8月之間共舉行四次分區座談會，情治單位進行密切監控。同年9月4日，雷震、劉子英、馬之驌、傅正被逮捕，並被軍事法庭以「包庇匪諜、煽動叛亂」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。
1970年：	9月4日，10年刑期屆滿出獄。
1971年：	10月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，雷震在12月中決定撰寫〈救亡圖存獻議〉，提出政治十大建議，希望政府速謀政治、軍事改革，以民主化方式應付危局。
1979年：	3月7日病逝榮總，享年83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