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：尹案再現
一
鮮奶剛喝下肚，吐出來還是白色，壓彎了幾株草，染白了一塊泥地。吐完以後我感覺好多了，掏出手帕擦擦嘴，然後踩著石梯，想到這是容易偵破的案子，信心十足地往上爬，同時思考接下來要採取什麼行動？
等我到達上方，看到許伯陽正對著手機大罵，收起電話後他既懊喪又憤怒地說：「副座，陸軍總部不讓他們進去。」
這能理解，軍方辦事永遠要經過層層請示。我淡然一笑道：「慶吉，找輛車，帶幾個人等下隨我去陸軍總部。」
「是。」史慶吉轉身快步離去。
「你回去以後立即協調幾件事。」我邊走邊說。許伯陽從口袋拿出記事本，準備寫下我交代的重點。
「通知陸軍總部、調查局，請他們派人參加專案小組。專案小組第一次開會的時間安排在今天上午十點，地點在局裡會議室。」
「專案小組叫什麼名字？」
「六一二。」我簡要道；因為今天是六月十二日。我看他記錄下來，再交代：「協調會的時候我要看到驗屍報告、現場勘查以及調查報告、凶刀檢驗結果，還有，最重要的，等下現場搜索完畢，教他們把附近商家所有監視錄影帶統統借來。」
許伯陽眉頭微皺，大概嫌工作太多。
「別忘了提醒軍方，教他們準備……，這個少將叫什麼名字？」
「鄧緒。」
「教軍方準備鄧緒的詳細資料，他承辦的業務、私人交友、家庭生活、他昨天的行程，以及他軍用電話通聯紀錄，資料越詳盡越好。對了，把他的司機和祕書都帶來。」
「是。」
「請調查局協助我們調出鄧緒私人電話的通聯紀錄，他家的，他的手機，甚至他太太，他兒子女兒，只要跟他有關係的，統統找來。」
「副座。」
「什麼事？」
「調查局代表的層級，有沒有什麼要求？」
「隨他們。」我不在意，因為這案子應該是單純的仇殺，不難破，需要調查局幫忙的地方不會多。
「還有什麼事？」
是還有一件事，但我不好意思主動講；等了一下，見許伯陽默不作聲，只好提醒他：「咳，對了，這案子很大，協調地檢署，請他們派一位主任檢察官。」
當我聽到自己不自主地發出一聲「咳」，心裡便有幾分懊惱，因為這聲音顯得我心虛了。果然，許伯陽沒放過這機會，斜睨我一眼，咧口一笑道：「錢琳？」
「她比較好。」我不敢看他，強作正經：「懂得應付記者。」
他「呵呵呵」地笑著，笑聲讓我有點窘。幸好史慶吉派的專車和我的座車都來了，我急忙鑽進座車，臨進門時聽到他在背後說：「副座，您放心，錢琳這事包在我身上。」
二
坐在車裡，我拿出一本全新的小筆記本，在第一頁寫下：
六一二專案：
一、割爛的臉（恨、恨、恨？）
二、陽明瀑布。
三、鄧緒，陸軍少將，陸總後勤署署長。
這是我的習慣，每承辦一個專案，我就使用一本新的筆記本，並在第一頁寫下發現的「事實」。我在「割爛的臉」後面加上（恨、恨、恨），表示凶手心裡充滿了恨，再加上一個「？」號，表示：不確定。因為依據命案偵查，毀容的目的除了洩憤，也可能是「儀式」、「簽名」，或「延宕偵查」。
收起筆記本，我以手機向署長吳槐報告辦案進度。署長告訴我，他已經和內政部部長以及國防部部長連絡，決定這案子直接由警政署接手；並要我務必排除萬難，在最短的時間破案。我表示現在正趕往陸軍總部，麻煩他先行協調國防部，要求陸軍總部全力配合辦案。
接著我把相同的內容向我的頂頭上司，也就是台北市警察局局長彭世捷報告；他同樣叮嚀我務必盡速破案。
收起手機，我不由想起錢琳。
錢琳，四十二歲，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，和我有過幾次業務接觸。我最欣賞她獨特的聲音，講起話來彷彿是輕柔婉轉的歌聲，非常悅耳，夠得上「靈秀」兩字。這種聲音對專案小組是必要的，因為在案情無法突破，眾人煩躁而吵成一團的時候，只要她講幾句話，悅耳的話聲就像一陣清風掠過，剎那間能撫平眾人煩躁的心。
除了她的聲音，我也欣賞她的人。她頭腦冷靜、應對有度，從未被記者千奇百怪的問題所激怒。
對一個複雜、受全國矚目的大案子，需要這種檢察官應對媒體。
當然，我也有自私的理由。錢琳外形出色，四年前離婚；至於我，五年前愛妻因癌症去世，目前獨身。若不是這樣，許伯陽怎敢「呵呵」笑我？
八點左右，車子抵達位在龍潭的陸軍總部。我們出示身分證明，辦完會客手續，總司令隨員室祕書也趕到會客室。在他的引導下，車子駛入陸軍總部。
陸軍總部大樓像一個「田」字型的城堡；若不熟識，很難搞清楚自己走在哪。不過，我已經交代同仁，想找後勤署不難，因為我相信，這時剛上班，陸軍總部的長官驚聞後勤署署長被殺，政戰的、監察的、保防的、憲調的相關人員必風聞而至。所以，哪一個地方擠得人最多，那裡就會是後勤署署長的辦公室。
當車子到達停車場，我前往拜會總司令，其他五位老刑警依我的指示四散尋找鄧緒的辦公室。
總司令是龍元化上將，他見我走進來，官式地和我握了握手，然後介紹在座的其他三位將領，分別是中將副總司令、中將政戰部主任，以及少將軍法處處長。由於我心裡要憂慮的事情太多，所以未能記住他們的名字。
「很抱歉，耽誤總司令寶貴的時間。」我客氣一句，然後開門見山道：「早上在陽明山發現一具屍體，死者是後勤署署長鄧緒。他喉嚨像殺雞一樣，從這一刀割斷。」我在喉嚨比了一下，這動作立刻引出四個將軍的錯愕之色：「凶手顯然和他有非常深的仇恨，一刀割斷他的喉嚨還不夠，把他的臉也劃得稀巴爛。」
四個將軍同時皺起眉頭。
「目前我負責偵辦這案子。我曾經參與海軍的尹案，了解軍方作業程序，也能體諒你們內部『或許』有一些不希望外界知道的事情。所以我特地趕來拜會總司令，請示總司令，有什麼事是需要我配合的？」我講得很含蓄，其實完全是官樣話。所謂官樣話，就是說得好聽，其實打從心底就不準備這麼做。
「我們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事。」總司令脫口而出，三個將軍猛然點了下頭。
「那就好，我可以放手調查。我相信，凶手一天抓不到，各位長官就和我一樣，會被那些記者搞得一天睡不著覺。是不是？」說完我靠向椅背，兀自笑了笑，卻見四個將軍毫無笑意，顯然他們心裡比我還要煩惱。
「董副局長，」總司令憂心問：「目前有什麼發現嗎？」
「目前沒有。」我坐直身子，表示我對以下這話題很有興趣：「不知道總司令您有什麼線索，能夠提供我們參考？」
「他還有幾個月要退役。」
「三個月又十九天。」政戰主任補充。
「我在軍中幹了四十年……」總司令沉吟片刻，好像在思索要如何表達心中的想法：「我的感覺是，將領在清楚他不可能繼續升上去的時候，他的操守最脆弱。而當他面臨要退伍之前，是他最容易放棄原則的時刻。你懂我的意思嗎？」
我重重點頭，懂。總司令的意思是鄧緒目前極可能受到外界誘惑，而幹下不法勾當。我忽然覺得這案子好像沒有我想像的單純。
「鄧署長的私生活也比較複雜。」政戰主任又補充。
總司令和副總司令點了點頭，這舉動無形之間增加了我內心的壓力。這時一個上校軍官走進來，在總司令耳邊嘀咕幾句。
「你的人要查封鄧署長的辦公室？」總司令轉頭問我。
「我相信那裡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吧？」我沒有正面回答他，而是技巧地使用總司令剛才說的那句話。
「當然沒有。」總司令毫不考慮地答道。
「你們有搜索票嗎？」軍法處處長問。
「我們為了搶時間，來的時候沒帶來，等下補送。」我推道。我清楚他們現在可以趕我出去──只要總司令一句話。但如此一來就表示他們之間可能存在某些見不得人的勾當。
三個將軍注視著總司令，等候他的指示。
「部長和總長剛才打了電話，交代過，這事交給警政署辦理。」
這句話表明了總司令的立場──他是有原則的總司令，絕不會讓警方越權，侵入陸軍的領域。我知道他這麼解釋是給部屬一個交代。果然，軍法處處長順著話鋒改口道：「報告總司令，我派個軍事檢察官陪他們一起辦案。」
「可以。」
軍法處處長得令起身，總司令這時又指示：「主任，你派一組人配合他們，盡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，我希望這案子越早破越好。」
這句話是好的開始。我謝謝總司令的支持，和他客套幾句，然後起身告辭，直接前往鄧緒的辦公室。
三
離開總司令辦公室，我做了一個大膽的假設：這案子和總司令無關。這也表示鄧緒的死亡不應牽扯「太高層的長官」。我之所以這麼假設，是因為我一直在留意總司令的反應。在重要的時刻，人們的一言一行都有它背後的目的。仔細觀察、冷靜分析，便可能成為日後破案的關鍵。
鄧緒的辦公室在大樓的二樓，門外擠滿了人。眾人見到我，主動讓出一條路。出現在我眼前的辦公室不大，裡面井然有序，想必不需要花太長的時間就可以把所有證物查完。我長趨直入，桌上放了幾張鄧緒的生活照，我盯著其中一張，感嘆他曾經擁有俊俏的面容。可惜，如今這張俊俏的臉蛋被凶手劃爛了。
「誰是署長祕書？」我高聲問。
「有。」一個年輕的少校舉手。
「跟我來。」我帶著他，兩人到隔壁祕書室密談。等雙方坐定，見他兩眼圓睜、額頭青筋不住抽動，顯然太緊張了。我輕拍他肩膀，安慰道：「別緊張。」
他機械似地點了下頭，好像更緊張了。
「知道發生什麼事嗎？」
「知道。」他的聲音有點顫抖。
「能不能告訴我一些線索，幫助我破案？」
「你想知道什麼？」
「誰可能殺鄧署長？」
「不知道。」他猛然搖頭。
「昨天晚上鄧署長去哪了？」
「他六點離開辦公室，司機送他到台北北區海霸王，就是中山北路足球場旁邊那一家。」
「他去做什麼？」
「署長七點和朋友約了在那吃飯。」
「誰？」
「我只知道做東的是江颺，遠球建設公司的副總經理。」
「你確定？」
「我確定，因為電話是我接的。我剛才也問過司機，司機準時送署長到了海霸王。」
我隨即喚人找來司機，是一個服兵役的士兵，一臉少不更事的惶恐狀。經查問，他昨晚七點送鄧緒到海霸王，而後依署長交代在足球場停車場等候，他以為飯後署長會乘原車返回總部。但是八點的時候署長突然來電，要他直接回總部。
假若司機說的是真的，海霸王就是鄧緒最後的晚餐。用餐時臨時發生了什麼事，他隨後改變主意不回總部，而趕往陽明山赴了死亡之約。
我取出手機，通知許伯陽，教他立即派人找江颺。收起手機我又問：「鄧署長最近有什麼異常的言行？」
祕書低頭想了一下，用不確定的態度說：「我覺得我們署長最近的脾氣比較壞，我猜他可能有什麼心事。」
這是有用的線索。接下來我以各種溫和的方式旁敲側擊，十分鐘以後確定祕書的確不曉得鄧緒憂心什麼。畢竟他只是一個少校祕書，少將署長心中有許多話是不會和他說的。我問：「這些事鄧署長會跟誰講？」
他皺眉思索起來。
「他太太？」我提醒他。
他堅定地搖頭。
「鄧署長和他太太感情不好？」
「署長家住嘉義，很少回家。」
「他有沒有情婦？」
「有，好幾個。」
我精神大振，拿出紙筆一一記下。祕書一共說了三個人名，分別是「劉姐、王姐、周副理」，再追問下去他就答：「我不知道，我建議你去問周局長。」
「周局長？」
「對，國防部軍購局局長，周南風。」
「軍購」兩字讓我震動了一下，但「周南風」三字更令我好奇。我覺得周南風這名字好熟，霎那間卻想不起來為什麼熟？
「他和鄧署長有業務往來？」
「不，業務上完全沒關係。周局長和我們署長是同學，兩個人感情非常好。」
「好到什麼地步？」
「比親兄弟還要好。」
我覺得有點失望，卻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。若案子牽扯到國防部的軍購業務，問題就大了。不過，小祕書的話有時候不可相信。我又問：「在這，陸軍總部，鄧署長和誰比較熟？」
「我們副署長。」
「上校還是少將？」
「上校。」
我低頭看了下錶，時間接近九點，是該趕回局裡參加協調會的時刻。想到副署長必定熟悉後勤署的業務，我直接拿起軍用電話，撥通總司令，提出副署長加入專案小組的要求。總司令一口答應，於是我找來副署長，他叫李垣，我們兩人同乘一車，相偕趕回台北。
四
利用回程的時間和李垣交談。
李垣似乎對我未徵求他的意見，逕自納編他辦案有點不高興。也或許他的個性就是如此。總之，他口風很緊，不問不答，答也經常是答非所問。拗不過我再三追問，他斷續說出後勤署今年承辦的採購案有二十三件，金額都不大，大部分幾百萬元，三件超過千萬元，最大的一件接近兩千八百萬元。而昨晚作東的遠球建設公司，他們希望爭取陸軍總部圖畫館的擴建工程，此合約的工程款只有八百萬元。
「有沒有任何廠商和鄧署長有爭執？」我問。
「沒。」
「你如何確定沒？」
「署裏一切都照規定辦事。」
「鄧署長是不是快退伍了？」
「對。」
「他最近的生活、言行，有沒有比較大的轉變？」
李垣思索片刻，不冷不熱地說：「他是我長官，有些話我不好講。」
這句話看似「不好講」，其實已經講了。我索性直接問：「他有很多情婦是不是？」
「不要問我。」
「問誰比較好？」
「周南風，周局長。」
這是我今天第二次聽到這名字。我肯定這名字我在別的地方聽過。從報紙、雜誌，或電視新聞？
「周局長負責軍購業務是不是？」
李垣薄薄的嘴唇動都不動，僅從鼻頭噴出低低的一聲：「嗯。」
「你們和周局長有任何業務往來嗎？」
「沒。」
瞧見他冷漠高傲的態度，我差點想動手打他。不過，也從他冷漠高傲的態度，我推斷李垣在業務上是一位清廉的軍官。如果他不夠清廉，如今在我面前，必定低眉順眼、唯唯諾諾，以圖爭取我的好感。
至此我暫時不想再和他再談下去。
再談下去我縱然不動手打他，也會破口大罵。於是我拿出筆記本，除了把一些待清查的問題寫在後面幾頁，並在第一頁加上以下三行：
四、即將退伍（操守？）
五、花心、二十三個合約。
六、最好的朋友：周南風。
收起筆記本，我閉起眼，凝神思索目前所得到的零星線索，並盡可能把它們拼湊成一幅可能的圖畫。
首先，鄧緒家庭生活不和睦，在外有許多情婦，可以想見他日常花費必大。然而他即將退伍，手中不再掌有任何資源，於是腦筋一動，想利用退伍前海撈一票。他所能利用的是後勤署的二十三個合約。他避過李垣，私下勾結商人。不管後來發生了什麼糾紛，總之他招惹了某一位商人。那人一怒之下買殺手作了他。
可能嗎？
後勤署的合約都不大，利潤至多以百萬來計算。區區幾百萬值得殺一個「少將」？
尹清楓命案是所有與軍方有來往商人的前車之鑑。當年僅殺一個「上校」，就打破一火車軍火商的飯碗。如今會有人笨到為幾百萬殺一個少將？
沒有「不可能」，只是機率的高與低。如果再考量凶手殺人的手段，那種極深、極強的仇恨，鄧緒因合約糾紛被商人所殺的機率，比芝麻大一點。
撇開前述第一種可能，第二種可能是鄧緒私生活不檢點，勾搭上有夫之婦。不幸姦情外洩，不甘被戴綠帽的先生一怒之下殺了他。像這種案例我碰過幾次。講句沒有良心的話，我真希望是這種情況。因為若是這種情況，凶手很少在殺了姦夫之後便能徹底消去心頭之恨。通常他會再動手，或已經動手，痛打紅杏出牆的太太。所以如果是這種可能，我可以大膽的講，不要幾天就會破案。
這案子破案的關鍵，有點辦案經驗的人都知道，是凶手殘酷的殺人手法。凶手為什麼會如此仇恨鄧緒那張俊俏的臉──從這個疑問去推敲，短時間必可破案。
當然，這殘酷的手法也可能是凶手故布疑陣，或犯罪心理學所說的「儀式、簽名、延宕偵察」。不過依我二十五年的辦案經驗，這三種可能性都不高。試想一下，手中抓一把刀，在人的臉上一刀又一刀不停地割，把一張臉割成那副恐怖的模樣，那需要多大的勇氣？或是更正確地說：心底存在多深的仇恨！
若再考慮祕書所說──鄧緒最近脾氣不好、他在憂心某一件事。顯然鄧緒對將要來臨的危機有所警覺。他在困擾之際會和誰商量呢？
「周南風」三字再度跳進我的腦海。若非眾人等著我開會，我巴不得直接衝到國防部。我強烈地感覺，周南風必能提供破案的關鍵線索。因而這一刻我暗自做了決定，待會會議結束，我立即前往國防部。
五
走進會議室，一眼看到錢琳，她對我微微一笑，就讓我的心「怦怦」跳了兩下。
「怎麼是妳啊？」我佯裝十分意外，可是看到許伯陽在她背後對我偷偷眨了個眼，登時令我兩耳發燙。
「董副座，你又要忙一陣子了。」錢琳柔聲道。
哇，我覺得她的聲音好好聽啊！
「希望這不是第二個尹清楓。」旁邊一人朗聲插嘴。我這才注意到，他是調查局北機組主任房甫臣，曾經和我一同偵辦尹清楓命案。
「房兄，又碰頭啦。」我走向前，熱情地和他握手，同時掃了眼會議室，除了局裡我認識的同仁，另有一個我不認識的陸軍上校。他發現我的目光落在他臉上，立即站起來自我介紹：「我是陸軍總部政三處處長，嚴啟雲。」
「歡迎。」我走過去和嚴啟雲握手，然後招呼大家坐下。在座有軍方、調查局、檢察官、刑警，容許我這時岔開話題，簡要介紹不同單位在專案小組所扮演的角色。
重大刑案，例如死了一個少將，為了在最短的期限內破案，我們會成立跨單位的專案小組。
檢察官是專案小組的最高權力機構。她在聽取我們獲得的證據以後，決定誰是嫌疑犯、誰不是；誰應該被拘捕、誰不能。最後決定是不是到達「破案」的程度，把案子轉交給法院的也是檢察官。同時檢察官是對外的發言人，由她決定哪些案情能對外公布，哪些又不能。
檢察官大權一把在握，辦案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至於警察或調查局幹員，講句不好聽的，是檢察官的爪牙──負責找證據、抓人。我們一切作為，終極目的在說服檢察官：我們找到的證物足夠了，可以把案子交給法院了吧？
不過，前述檢察官和我們之間的工作關係只是一個原則。經常碰到的狀況是檢察官很資淺，而我們很資深；以致在辦案的過程中，檢察官只是名義上的權力中心，實際發號司令的卻是我們。
至於調查局和我們之間的權責，並無明確的劃分。粗淺地講，一般單純的刑案，好比說殺人、搶劫、強姦、吸毒、賣淫，由警察偵辦。如果案子牽涉到技術層面，例如股票詐欺、跨國洗錢、網路犯罪等高智慧型犯罪，通常交給調查局。並不是調查局的幹員比警察聰明，而是我們警力有限，一般治安工作已經夠我們忙的，哪來的閒功夫管智慧型犯罪？
以六一二專案來看，鄧緒可能因合約糾紛被商人所殺，也可能被情婦憤怒的先生所殺。如果是第一種可能，案子牽扯到軍中、合約，調查局扮演的角色就重了。如果是第二種可能，只是一件單純的「因恨殺人」，破案的責任幾乎全落在我們身上。
至於專案小組要納編軍人的原因也很簡單，死者是軍人，一位少將。事實上，軍中有自己的檢調系統，組織也相當完整。他們有軍事法庭，有軍法官，有軍事檢察官，有相當於警察的憲兵，也有相當於調查局的憲調組。只是在軍中封閉的環境，「長官交代」往往是他們辦案的最高準則，長久以來讓民間喪失了對他們的信任感。例如尹清楓命案最初就是由軍中自己的系統偵辦，等到全國都不相信他們，案子才倉猝轉移到我們手中。
這一次，大家記取了尹案的教訓。打從一開始，「憲、警、調」全力投入，希望不要再重蹈尹案覆轍。
六
協調會開始，都沒客套話。法醫首先站起來，表示經檢查死者指紋、牙齒與身體特徵，確認死者是鄧緒；死亡時間在昨晚八至十點，致命刀傷在喉嚨，由左劃向右，一刀把咽喉切斷。臉部的刀傷是死亡以後凶手加上去的，估計最起碼割了四十七刀。除此以外屍體並無其他外傷，指甲縫中的殘留物正在化驗。研判少將在毫無警覺的狀況下，被一位慣用右手的凶手，用左手抓住他的頭髮，右手拿刀一刀割斷喉嚨。然後把他壓在瀑布的水池邊，讓血液流進水池；等他完全死亡，再把屍體翻過來割他的臉。
「凶手是男性嗎？」調查局北機組主任房甫臣問。
「應該是。」法醫答：「死者身高一七八公分，體形魁梧，能壓得住他的，應該是男性，而且是力氣很大的男性。」
接著陽明分局刑事組組長顧時雨提報在死者身上發現皮夾，裡面有現款一萬三千七百元，駕照、軍人身分證、信用卡、提款卡，一本私人電話連絡簿，香煙、打火機。至於命案現場，在水池裡找到一把大型美工刀──
未等顧時雨講完，房甫臣插口問：「是凶刀嗎？」
「應該是。」顧時雨把目光轉向法醫。法醫立即補充：「初步從傷口的深度和形狀來看，是凶刀。不過確切的結果要等正式的檢驗報告。」
「那是什麼型式的美工刀？哪裏買得到？」房甫臣又問。
「最普通的一種，所有書局、大賣場，甚至便利商店都買得到。」
這些問題我都想到了，不斷地由房甫臣提出，好像他腦筋比我好、他在主控一切。平常我不會計較這些，但此時錢琳在座，我就不服氣，也問道：「死者抽菸，現場沒找到煙頭嗎？」
「他抽的是三五牌香煙，現場沒有發現三五的煙頭。」顧時雨答。
「花鐘，以及花鐘到瀑布之間呢？」
「嗯……」顧時雨愣了一下，尷尬道：「等一下我教他們再去找找。」
「你們署長煙癮大不大？」我轉過頭，看著李垣。
「大。」李垣還是一副懶得講話的高傲神態。我心裡有點火，眉頭皺了一下，錢琳觀察入微，接腔幫我追問：「李副署長，你說的大，有多大？」
「我進他辦公室，他幾乎都在抽菸。我想他一天最起碼要兩包。」李垣冷酷的眼神多了點人味。
懂我的意思了吧？不管是誰，聽到錢琳悅耳的聲音，煩躁的心情都會平撫下來。
「李副署長，」我微微一笑：「你們署長抽完煙以後，如果現場沒有菸灰缸，他的習慣是把煙頭彈出去，或用腳踩熄？」
李垣用疑惑的眼神瞅著我：「腳踩。」
我明白可能大家都和李垣一樣，心想你問這問題做什麼？於是我解釋道：「死者煙癮很大，緊張的時候一定四處走動，煙一根接著一根抽。可是現場沒有發現煙頭，死者抽完煙也不會把煙頭彈到水池裡。因此我們可以假設，死者一到現場就被殺了。」
「是又怎麼樣？」李垣不懷好意地看著我。
我有點火，因為李垣在挑戰我的智慧；平常我不會理他，但此刻錢琳在場，我有心賣弄我的智慧，特別耐心地解釋：「死者一到現場就被殺，有兩種可能。第一，凶手和死者直接約在瀑布；第二，凶手和死者約在花鐘，凶手陪他一同走到瀑布。我問你，如果是第一種情形，在什麼狀況下，他可能在半夜和別人約在沒有人跡的瀑布？」
李垣不答，我諒他在剎那間也答不出來。為了節省大家寶貴的時間，我索性代他回答：「陽明瀑布不是有名的地標，除非死者和凶手曾經在那見過面，沒有人會選在陽明瀑布見面。換言之，如果死者和凶手直接約在陽明瀑布，我們可以假定死者以前見過凶手，甚至兩人曾經約在陽明瀑布見過面。
「其次，當你和一個人在半夜約在陽明瀑布，一處完全沒有人跡的地方，這個人會是一個你懷疑他可能殺你的人嗎？如果你懷疑他可能殺你，你絕不會去黑漆漆、無人跡的陽明瀑布。又所以，如果直接約在陽明瀑布，最起碼你認為凶手對你的生命沒有威脅。
「還有，台北市有太多地點是非常隱密的，隨便找，到處都可以坐下來，商量祕密又見不得人的事。什麼事，需要半夜躲到瀑布去商量？我目前不確定他們在商量什麼事，但這個問題是不是值得我們好好想一想？它可不可能成為破案的關鍵？」
我一口氣解釋到這，直到眾人露出欽佩的眼神，甚至李垣高傲的面容也軟化了，我才住口，露出得意的笑容；但一眼瞥見錢琳正在看我，憂心她認為我自大，趕忙斂去笑容，客氣道：「我這麼分析是主觀了，其實也不見得是對的。」
「如果死者和凶手約在花鐘呢？」許伯陽問，這是今早他和我共同的推論。
「這是類似的問題。」我再度解釋：「第一，我們可以設身處地想一想，凶手和死者半夜在花鐘碰面，現在不是花季，天氣又熱，花鐘附近應該沒有太多的遊客。商討『見不得人』的事，花鐘附近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地點；為什麼他們不停在花鐘，卻前往完全沒有人跡的瀑布？」
「死者不認為凶手威脅到他的安全。」房甫臣搶口道。
「不，也可能是凶手脅迫死者一同前往瀑布。」李垣反駁。
很少主動講話的李垣發言了，顯然這問題勾動了他的好奇。錢琳似乎有意考我，她眼睛一亮，不急不徐地問：「董副座，你認為是那一種？」
「目前我沒法判斷。」我舉起手，手指點著陽明分局刑事組組長顧時雨：「關鍵在花鐘到瀑布的路上，如果發現死者丟棄的煙頭，表示他還能夠從容抽菸。在受脅迫的情形下，死者有心情抽菸嗎？凶手會讓他抽嗎？如果他能夠從容抽菸，被脅迫的機率就不高。」
七
聽到我的解釋，顧時雨彈身而起，拔腿便往會議室外疾行，臨出門時不巧和正準備進來的人撞個滿懷，兩人當場抱頭喊：「哎唷！」
來人是北市警局刑大副大隊長林宣威，他一邊揉著額頭，一邊瞪了眼顧時雨，壓低了嗓門責道：「急什麼？」
顧時雨躬身說：「對不起。」一抬腿又跑了。
這時許伯陽站起來，指了指身旁的椅子，示意林宣威坐到他身旁。當林宣威走到一半，許伯陽就忍不住，以粗啞的嗓門問：「怎麼樣？」
「找到江颺了。」林宣威邊走邊說：「昨晚鄧緒和他約在海霸王，陪客還有鄧緒的兩位同學。他們約在七點，作東的是江颺。吃飯的時候氣氛很好，看不出鄧緒有任何異常的心事。直到八點左右，服務生說櫃台有找鄧緒的電話，鄧緒到櫃台接了電話，他似乎非常生氣，對電話大聲問了句：『我不認識你，我為什麼要去？』然後他又聽了一下電話，接著不出一聲掛了電話，回到餐桌就說有急事要先離開。江颺他們問鄧緒是什麼事，鄧緒沒有解釋，急匆匆就走了。」
「求證過？」
「陪同鄧緒吃飯的兩個同學是韋定國、胡標，我打電話向他們求證過，兩個人都肯定聽到鄧緒說了那句話。至於海霸王的服務生，因為現在還沒有上班，我等下再去查證。」
「你現在立刻到海霸王，」我亢聲交代：「無論如何要找到接電話的服務生，問他昨天打電話的人是男或女？確切說了什麼？」
「是。」林宣威轉身離去。
「伯陽？」
「是。」
「我交代你把署長的司機和祕書找來的，他們來了嗎？」
「來了，在二樓等著。」
「找人去問，看有誰……，管他是誰，知道署長在海霸王吃飯？」
接下來由陸軍總部政三處處長嚴啟雲報告鄧緒的背景，大致是這樣：
鄧緒二十七歲結婚，妻子是護士，住嘉義，夫妻關係不睦，有準備離婚的傳言。生有二子，皆已成家，和母親同住。六年前晉升少將，兩年前調總部後勤署署長；受精實案影響，即將在今年十月一日提前退伍。他個性四海、交遊廣闊，酒量好，喜愛唱歌打麻將。
嚴啟雲講到一半，會議室的門突然被人推開，局長祕書一臉肅穆，手中拿著手機，腳步匆匆而來。
「什麼事？」我不悅地問道。
「總統找錢主任檢察官。」祕書手捂著話筒，壓低聲音說。
眾人頓時坐直身子。
錢琳不急不徐接過手機，聲調自然地說：「我是錢琳，……是，……總統您早；……是，……是，再見。」
瞧見錢琳穩重的舉止，我暗自感佩她有大將之風。她把手機交還祕書，抬眼望著眾人，柔柔地說：「總統要我轉告大家，大家辛苦，希望這次務必盡早破案。」
眾人面露凜然的神色。我明白所有長官關心的都是「盡早破案」，所以催道：「嚴處長，繼續你的報告。」
八
嚴啟雲接續報告鄧緒工作上的表現，諸如鄧緒的領導統御能力、勳功獎紀錄等。我覺得他全沒說到重點，等他講到一半，插口問：「嚴處長，鄧緒是不是有很多情婦？」
嚴處長愣了一下，委婉道：「情婦這兩個字可能不太恰當，我想『異性朋友』可能比較好。」
「上床的異性朋友？」房甫臣補上一句。
嚴處長苦笑一下。
「你有沒有她們的名單？」我問。
「現在沒有，我回去查查再向您報告。」
「你們政戰系統不是有他們完整的資料嗎？」
「是，我們是有。」
「你們不處理，不防範這種事？」
「那是他的私生活。原則上只要不影響他的工作，不妨礙別人的家庭，也沒有人告，我們不主動偵辦。」
「伯陽。」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：「你不是在鄧緒身上搜到一份私人電話號碼簿？」
「是。」
「影印一份給我。」
「是。」許伯陽轉身交代一個刑警，那個刑警起身向外走去。
「嚴處長，鄧緒是一個花花公子，喜歡拈花惹草是不是？」我問。這是一個很關鍵問題，立即引起眾人的注意。
「可以這麼講。」
「不是『可以這麼講』，嚴處長，這事關人命，答案非常重要，你要非常肯定才行。」我略微提高聲調。
「是，他外形英俊，很有女人緣。不過，他把這些問題都處理得十分妥切，從來沒有人告過他。」
「這些女人裡面，有沒有結了婚，還有先生的？」
「董副座，我沒有辦法回答。我想，這問題國防部周南風局長比較清楚。」
又是周南風，這名字今天我聽了三次。我暫且停止追問這話題，轉而由李垣說明後勤署今年承辦的業務。舉凡合約內容、金額、競標廠商、開標狀況，在李垣沒有帶書面資料的情形下，居然說得有條有理。
我不由得暗暗佩服他清晰的頭腦。
李垣說完，時近中午，同仁送進工作午餐，大家低頭吃飯。一位刑警走進會議室，彎身在許伯陽耳邊說了幾句話。許伯陽不住點頭，然後站起身來粗聲道：「找到海霸王的服務生，她說打電話找鄧緒的是一個男的，外省口音，沒有什麼特別的音質，那人說『請找在這吃飯的一個客人，他叫鄧緒』；服務生也聽到鄧緒說『我不認識你，我為什麼要去』這句話。」
眾人聞言默然點了一下頭，然後悶頭繼續吃飯。每個人都茶飯無心，均在推敲可能的原因。
「只有一種可能。」房甫臣突然放下筷子。
大家不約而同放下筷子。
「不是合約的問題。如果合約出了問題，他一定認識那個商人。李副署長，這些合約的商人有你們署長不認識的嗎？」
李垣想了想，搖頭道：「沒有。」
「就算我說錯了，是商人好了。商人為了幾百萬元的合約，會笨到殺死一個少將？而更可笑的是，鄧緒根本不認識這位商人，卻會為他離開朋友的餐會，專程趕到陽明山？為什麼？」
「說不定這個商人私下和鄧署長勾結，事後鄧署長反悔，商人卻要脅鄧署長。」嚴處長臆測道。
「不可能。」李垣冷冷地反駁：「如果某個商人私下和署長勾結，署長就不可能不認識他。」
「沒錯。」房甫臣也說：「還有，商人殺他也不至於把他的臉劃爛。」
「主任，你這句話講到了重點。」我淡然一笑，表示我早已明了這些狀況。
「鄧緒應該是勾搭上凶手的老婆，凶手發現了，決心殺他報復。」房甫臣分析道：「趁他在海霸王用餐的時候打電話到櫃台，約他到陽明山。可是鄧緒不認識凶手，很生氣的問凶手：『我不認識你，我為什麼要去？』於是凶手威脅他，如果你不來，我就向媒體揭露，說你破壞家庭。沒辦法，鄧緒只要赴約。吃飯的朋友問鄧緒什麼事，這種事鄧緒也不好講，一個人匆匆離開趕往陽明山。」
「相當有可能。」嚴處長點頭道：「如果鄧署長拒絕赴約，凶手一狀告到陸軍總部，以我們現階段的處置原則，應該會送鄧署長軍法。如果鄧署長判刑確定，他退休以後的終身俸可能都有問題。」
「所以了，鄧緒不敢不去，也不敢聲張。而因為他們互相不認識，我假設他們先約在花鐘。兩人見面，凶手表示『這裏不好談，我們換個地方』，鄧緒的想法可能比較單純，以為凶手真的找他談判，或只是想要錢，於是跟著他到瀑布。沒想到一走到瀑布，凶手突然從後下手殺他。而凶手選瀑布的原因也很簡單；第一，瀑布有水花聲，可以掩飾殺人的喊叫；第二，瀑布有水，可以清洗血跡；第三，瀑布入夜以後沒人。董兄，你覺得我說的對不對？」房甫臣看著我。
我原本不滿房甫臣滔滔不絕的分析，因為他搶了我的風頭；直到他最後這句話，表示他的推論還是要經過我的認可，我才露出一個「我早知道」的神色。不過，我還是提醒他：「目前的證據看起來確實是如此，不過，凡事沒有一定。」
九
我拿起筷子，繼續吃我的工作午餐。沒吃幾口，看見陽明分局刑事組組長顧時雨眉飛色舞地走來。瞧見他得意的神色，我知道，他一定找到鄧緒丟棄的煙頭。
「報告副座，」顧時雨朗聲道：「發現兩項新證物。」
為了表示我有大將之風，我穩重地、緩緩地放下筷子。
「您說的煙頭找到了。」
我喜歡他的用詞──「您說的」，表示我有先見之明。我露出一個微笑，略一點頭，鼓勵他繼續講下去
「就在花鐘和瀑布之間，比較靠近瀑布，果真像您說的一樣，給我們找到一個新的三五煙頭。我相信那是鄧緒丟的，目前已經交給鑑識中心去檢驗。」
我注意到錢琳以欽佩的目光看著我，我趕忙故作正經，把笑容收了起來，心想等案子圓滿結束，我要把顧時雨這可愛的孩子從分局調到市警局，讓他幹我的祕書。
「還有什麼發現？」房甫臣問。
「我們在離瀑布水池不遠的地方發現一處嘔吐的痕跡，可能是凶手殺了死者，感覺太噁心才吐出來的。」顧時雨發現眾人眼睛同時一亮，明白這是極重要的證物，神采奕奕道：「我們已經採集了檢體，教人立刻化驗。初步看，凶手吐的大部分是牛奶。」
「哧」全議室後方傳來一聲笑。眾人循聲看去，瞧見許伯陽正捂著嘴。
「你笑什麼？」房甫臣問。
許伯陽不講，只是一個勁地在笑。我原本要承認是我吐的，現在承認的勇氣全被許伯陽笑光了，只能瞪他一眼，冷冷道：「教他們不要檢驗了。」
顧時雨愕然看著我。
「那是你們許大隊長今天早上吐的。」
許伯陽笑聲戛然而止，換成其他人莞爾一笑。
經過這次攪局，眾人緊繃的心情始輕鬆下來。加上案情到目前變得相當單純，破案的壓力大減，大家彷彿突然都餓了，這才有心情留意工作飯盒裏的菜，紛紛拿起筷子吃飯。我也在這時感到胃在陣陣抽痛，沒辦法，這是早餐沒吃的後遺症。
飯後是眾人士氣最高昂的時刻。我趁這機會提出專案小組的工作信念──管它機率高低，我們撤一張天羅地網；大夥齊頭並進，蛛絲馬跡一概不放過。這信念獲得與會人員全力支持。眾人並隨即決定，從明天開始，每天下午五點在同地點召開檢討會，不管週末或假日，持續到破案那一天。
之所以如此決定，我相信並非大夥都是工作狂，而是心底都有把握：這案子不要多久必會水落石出。
接後在我的主導之下，後續工作概要分配如下：
副署長李垣配合調查局，全力追查後勤署負責的二十三項合約。不單是合約的內涵、商人的背景、合約競標的過程、鄧緒軍用電話與私人電話通聯紀錄，全部徹底清查。
至於政三處處長嚴啟雲，配合我們追蹤鄧緒的情婦。其實，我完全不認為嚴啟雲能夠提供我有用的資料，我內心已十分篤定，並把大部分的希望寄託在周南風身上。
沒錯，周南風，他是我的王牌。
在討論過程中當值警員進來報告過兩次，表示樓下快被記者擠爆了。所以協調會一結束，錢琳就前往一樓召開臨時記者會。我也利用這時間交代許伯陽辦案重點，諸如誰知道鄧緒昨晚在海霸王吃飯？尋訪昨晚七點到十一點載客到陽明山花鐘，或從花鐘離開的計程車。盡可能擴大範圍，在每一條通往陽明山的路上，尋找裝有監視錄影帶的商家，向他們借用昨晚七點到十一點的錄影帶。督導可疑凶刀、煙頭，以及驗屍的結果。如果確定是凶刀，檢查它是不是新的？倘若是新的，追查最近一個禮拜哪兒賣出同型式的美工刀？再度約談海霸王的服務生以及昨日參加晚餐的三個人，從付帳的信用卡資料找鄰桌的客人，詳細過慮他們聽到的談話內容。今晚多派幾個刑警到花鐘與瀑布，觀察七點到十點附近的活動狀況，或許昨晚有人在那兒看到或聽到什麼。
許伯陽把重點一一記下。
「今天下班以前到我辦公室，」我點著他胸口：「你能給我多少資料？」
「副座，」他裝出一副可憐像：「我手下有多少人？」
「通知所有分局，各派五個人支援你。」
「Sir.」他陡地立正，畢恭畢敬行舉手禮：「謝啦。」
我以拳輕輕打了下他胸口，悄聲警告：「我跟你講啊，你要是敢跟別人講牛奶的事，你看我怎麼修理你。」
「Sir.」他雙腳一靠，發出「嘓」地一聲：「什麼牛奶？」
「這就對啦。」我用指尖點了下他鼻頭，而後轉往局長辦公室。雖然我受命參加專案小組，但局長彭世捷是我的頂頭上司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我有必要向他報告。這是官場倫理，我很注重這一套。
局長見我走進來，不等我講話，緊張地追問：「方成，上面都在問要幾天啊？」
我曉得局長問的是破案需要幾天。以我目前的認知，三天就足夠。不過，哪個笨蛋會這麼講？我考慮了一下，佯裝不確定地說：「大概要兩個禮拜。」
「還有啊，方成，」局長這時已離開座位，拉著我的手坐進舒服的沙發，慎重問：「部長問我，需不需要破案獎金？」
我微一笑，心想他們都被尹清楓命案嚇到了；這次死了一個少將，管他事實是什麼，包含總統，無不噤若寒蟬。
「報告局長，目前不要，需要的時候我再向您報告。」
從這回答局長了解案情沒那麼複雜，放心了；把身子向後靠，蹺起二郎腿，神態輕鬆道：「作業費呢？」
作業費就是專案作業費。六一二專案納編調查局、軍方，以及分局支援的人力，他們為了辦案，需要加班、誤餐、出差……，例如剛才開會的工作午餐，全需要從專案作業費項下支出。我慎重想了一下，試探道：「五十萬？」
「這麼大的案子，這點錢怎麼夠？先撥一百五十萬，怎麼樣？」
我咧口而笑。而後摘要報告案情。局長越聽神色越輕鬆，末了拍了拍我肩膀，鼓勵道：「盡快抓到凶手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