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了一個少將 第二章


第二章:鎖定仇殺


離開局長室,我先到局長祕書室,告訴祕書,如果局長這兒有什麼不方便結報的經費,直接拿到專案小組結報。
這叫「感恩圖報」,以報達局長剛才慨慷允諾專案經費的恩。
而後我經過樓梯口,偷偷向下探了眼,意外記者會仍沒結束。於是交代當值警員轉告錢琳,請她記者會結束以後到我辦公室。接著我打電話到國防部,找周南風祕書,和祕書約定下午三點前往國防部拜會周局長。
目前看起來一切順利,時間還不到兩點,我拿出筆記本把準備和周南風討論的資料寫下。第一頁幾經增加,現在變成:

  六一二專案:
一、臉(恨、恨、恨?)四、五十刀,大型美工刀。
二、陽明瀑布,花鐘,半夜,海霸王晚餐。
三、鄧緒,陸軍少將,陸總後勤署署長。
四、即將退伍(操守?)
五、花心、二十三個合約。
六、最好的朋友:周南風。
七、我不認識你,我為什麼要去。

兩點半左右錢琳額頭滲著細汗,疲累地出現在我面前。我抽了張紙巾給她,慰勉道:「辛苦了。」
「唉。」她搖頭嘆息一聲。
我完全能體會這嘆息聲的無奈。須知,像錢琳那麼穩重的人都嘆息了,如果換做是我主持記者會,肯定會把杯子砸向記者。我給她倒了一杯水,請她坐下,再告訴她:「等下我們一起去國防部。」
「幹什麼?」
「我和周南風約了,三點。」
她握著茶杯想了想,面有難色:「可是我等下有事呢。」
「能不能推掉?」我急了,坐直身子:「他是這案子的關鍵人物,身分又特殊,是國防部軍備局局長。妳和我一起去,比較有和他談話的立場。」
「好吧,我打個電話。」她放下茶杯,掏出皮包裡的手機。我則起身前往祕書室,教司機備車。
人的感覺是很奇怪的,以前我總嫌台北的交通太亂,車子在路上走得太慢。可是今天,當錢琳坐在我身旁,我好懊惱路上的交通為什麼如此順暢?我們兩人沒講幾句話,車子就到了國防部。不過在這短暫的路程中,車子幾次轉彎輕微地傾斜,我趁勢以手肘觸碰她身子,發現她沒有迴避我。所以我推測,她應該不討厭我。
不討厭是一個好的開始。
我懷著愉快的心情走進周南風的辦公室。看到周南風的那一霎那,我恍然大悟,難怪我覺得「周南風」三字如此熟悉。
「是你!」我驚喜交集地喊道,但隨即感覺「熱臉貼在冷屁股」。我是如此興奮,周南風卻是嚴峻、冷漠的神態。
「好久不見。」周南風微一點頭。所幸他起身和我握手,否則在錢琳面前,我的面子往哪兒放?
「你們認識?」錢琳問。
「我們都是籃球隊,他是陸軍官校校隊隊長,我是警官學校校隊隊長。」我趕忙說明,提醒周南風的記憶。免得在錢琳心中留下「只有我記得他這位大人物,他卻忘了我這個小腳色」的印象。
周南風冷漠的臉龐沒有任何改變,不過他說:「你是籃球高手,當年我們差點輸在你手上。」
「哈哈哈……」我得意地笑出聲,再也不顧周南風的態度,因為那段回憶太美麗了。
「對不起,周局長,今天打攪你了,我是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錢琳。」
「我知道,我剛才在電視上看到妳。」周南風突然露出悲愴又憤怒的表情:「凶手是冷血畜牲!」
我收了笑容,想到周南風剛死了一個最要好的朋友,心情正壞;我一個人獨笑,顯得太殘忍了。
「我希望你們盡快抓到凶手。」周南風眼中凶光一閃,嚇了我一跳。我幾乎相信,凶手這時若出現在他面前,他會一槍斃了凶手。
「這就是我們來這的目的。」錢琳說。
「我能幫上什麼忙?」
「我知道你們非常要好,你能不能告訴我他有多少情婦?是誰?關係怎麼樣?還有,最近他在這一方面有沒有遇到什麼麻煩?」我一口氣問了四個問題。因為他的祕書先前告訴我,周局長四點要參加其他會議。
「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,但並不表示他會跟我講所有的心事。」
人心隔肚皮,再好的朋友也一樣。我和錢琳同時點了一下頭。我問:「他是不是有很多情婦?」
「沒錯,他有很多情婦,從來沒斷過,也一直在換。你希望知道的是那一段時間的情婦?」
案子比我預判的要複雜。我苦惱地皺了下眉頭:「最近一年,結了婚的,或是有男朋友的。」
「她們的背景我不是十分清楚,最近一年和鄧緒有來往的,就我所知大約有四、五個。」
我翻開筆記本,掠了眼鄧緒祕書告訴我的三個人名:「你知不知道誰是劉姐?」
「劉姐?」
「鄧緒祕書說的。」
「哦,那是劉曉倩,我叫她曉倩,高雄漢神百貨化妝品專櫃小姐。」
「王姐?」
「王紫蘭,她是澎湖一家海產店的老闆。」
「澎湖?」錢琳插口問。
「他當過澎防部副司令。」
「周副理呢?」我問。
「周晶,可能這不是她的本名,她是龍潭土地銀行的副理。」
我迅速記下,心喜找對人了。而後掏出影印的鄧緒私人電話號碼簿,請他協助鑑別。他拿筆在上面圈了十二個人名,隨後在五個人名的上方又畫上一個小勾,解釋道:「這十二個曾經是他的情婦,我打勾的這五個最近和他比較有來往。」
這麼多!我暗暗心驚,免不了心中咒罵鄧緒。就是因為台灣存在鄧緒這種混帳,害我守鰥五年,至今還找不到適當的對象。


在我暗自咒罵的時候,周南風補充道:「這些人是我見過的,我相信還有其他人,她們的名字不在這上面。」
我掠了眼名單,還有女人的名字,指著其中一個:「她呢?」
「她是我們同學的老婆。」
我繼續在名單中找尋,錢琳趁空問:「他有沒告訴你,最近碰到了什麼麻煩?」
「有。我問他什麼麻煩,他不肯講,只說他遇到了麻煩,他會想辦法解決。」
「如果他不跟你講他遇到什麼麻煩,他為什麼要告訴你他遇到了麻煩?」錢琳像審問犯人般追問。我正覺得她問得不妥,周南風已開口回答:「因為他想向我借錢,他說這麻煩要花一筆錢解決。」
「多少錢?」
「三百萬。」
「你借他了嗎?」
「我沒這麼多錢。我手頭上的錢全給他,也不過一百五十多萬。」
「你給了他一百五十多萬?」
「沒來得及,他說他過些時候再向我拿。」
「他什麼時候和你講這句話?」
「一個禮拜以前。」
這回答和鄧緒祕書說鄧緒開始煩惱的時間吻合,我相信這是一個關鍵的時間。於是接著追問:「確切日期是哪一天?那天他說了什麼?」
「六月五號,上星期二,下午三點半左右。他急匆匆趕到我辦公室,問我有沒有三百萬。我看他非常煩惱的樣子,問他什麼事?他說有人找他麻煩,威脅要五百萬,因為他只湊得出兩百萬,所以想向我借三百萬。我問他是什麼事?他說現在不能講,等解決以後再告訴我。我告訴他我只有一百五十萬,他說他要的時候再來找我。大致是這樣。」
「周局長,」錢琳問:「以您對他的了解,如果要你猜,你認為他遇到了什麼麻煩?」
「女人,這是最可能的。但他手上管了一些合約,合約產生的糾紛也不是不可能。」
「周局長,」我問:「鄧緒的操守怎麼樣?」
「操守沒有好壞的問題,差別在誘惑的大小。假使有一天你桌上放著一件公文,只要你不反對,默然蓋章讓它通過,事後就會有人送你幾十萬,甚至幾百萬。我問你,你會怎麼做?」
我聽了這問題心裡不太痛快。錢琳比較冷靜,她機靈地反問:「鄧緒會怎麼做?」
「他會默然蓋章。」
「如果他做了這種事,他會跟你講嗎?」
「不會。這要坐牢的,沒有一個人敢把這種事情跟別人講。」
「你覺得他曾經做過這種事嗎?」
「我們業務上沒有往來,我不清楚。」
「他出手大不大方?」
「出手不大方的男人,不可能贏得女人的好感。鄧緒總有辦法贏得女人的好感。」
「他的支出超過他正常的收入嗎?」
「以他的基本薪水,我想是超過。但軍中有許多游走在法律邊緣的收入,這一部分可大可小。所以妳這問題,很抱歉,我沒辦法正確回答妳。」
接下來我和錢琳又問了很多問題,除了打探鄧緒的為人,也請周南風把先前挑出十二個女人的背景概要說了一下。他一邊說,我一邊在筆記本上寫重點。
從周南風的說明,我對鄧緒的為人有了更清楚的輪廓。
鄧緒和太太感情不好,但並未考慮離婚,因為他每個月固定匯款八萬元家用;八萬元是他基本底薪的七成。他太太清楚他在外的行為,時間久了,管他也管煩了,早就默認了。所以他太太殺他的可能性是沒有。至於他的兩個兒子,都傾向母親這一方,父子平常不太聯繫。鄧緒雖打麻將,但賭得不大,而且只和熟人打,因賭惹上麻煩的可能性極低。他喜愛熱鬧、喝酒、唱歌,或是上舞廳跳舞,以致身旁的女人不斷。在官場方面,鄧緒很懂得應酬長官,送禮、請客、逢迎,樣樣在行。
「這種人你怎麼會和他那麼好?」錢琳問。
這是一個非常不恰當的問題。這問題明顯侮辱到他最好的朋友;又因「物以類聚」,言外之意是你周南風大概也好不到哪。
果不其然,回答任何問題都毫不遲疑的周南風,此時拿著銳利的眼神逼視著錢琳。
我注意到錢琳的身子微微顫動了一下。
「錢主任檢察官,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。交朋友,是看他的優點,不是看他的缺點。我的朋友不多;知己,只有他一個。我和他之間,比親兄弟還要親。這關係從我們踏入陸軍幼校,一直到今天,超過三十年。妳有這樣的一個朋友嗎?」
錢琳不由自主地搖了搖頭。
我相信錢琳這問題真的觸怒到他。因為我聽得出來,周南風講這段話的時候,神態中隱藏著一股怒火。雖然不明顯,但未能逃得過我細緻的觀察。我惟恐錢琳又問不恰當的問題,趕忙岔開話題道:「周局長,你四點是不是要開會?」
「是。」
「現在時間差不多了,有機會再來拜望你。說不定哪天我們再打一場球?」
「沒問題。」周南風還是那副冷漠、嚴峻的面容,再次讓我感覺自己的熱臉貼著他的冷屁股。
「謝謝您,周局長。」錢琳走向前,主動把她可愛的小手伸向周南風:「您今天提供的資料對案情非常有幫助。」
看著他們握在一起的手,我內心湧現一股酸溜溜的味道。不是我小家子氣,是你不了解──我第一次目睹錢琳主動把她可愛的小手伸向一個男人。而這個男人,是一個很俊、很酷、很有智慧、很有權力,也很有地位的將軍。
「希望你們盡快抓到凶手。」他轉身握著我的手。
「你放心,我有把握,這次很快會抓到凶手。」講出這話以後我覺得自己有點莫名其妙。我從不在破案以前講大話,可能是剛才妒火中燒,燒昏了頭,有心和他別別苗頭。


離開國防部,返回警局的短暫路程中,我和錢琳交換了一下意見,推測凶手最可能是被戴綠帽、妒憤萬分的先生或男友。凶手假裝,或原本真有心要脅五百萬。昨日晚餐打電話到海霸王,要求鄧緒前往陽明山談判。鄧緒拒絕,凶手要脅你不來就告到陸軍總部。鄧緒無奈,匆匆趕往花鐘。會面時附近出現其他遊人,凶手提議找一處無人的地方談判。鄧緒不疑有它,兩人邊走邊討價還價,鄧緒抽了一根煙。不管什麼原因,凶手沒走到瀑布便起了殺意,以致一到瀑布倏出殺手。
當然,也有別的可能。好比說鄧緒惹上一個風塵女郎,女郎夥同黑社會仙人跳,而後要脅五百萬。可是在這種狀況之下,凶手有可能把他的臉割爛嗎?
不管怎麼樣,鄧緒那張被割爛的臉讓許多「可能」變成「不太可能」。我相信凶手此刻若了解我的心思,鐵定會後悔割爛鄧緒的那張臉。我拿出筆記本,翻到第一頁,用紅筆在「五、花心」的「花心」圈了圈,再把「四、即將退伍(操守?)」的「?」號塗掉;「六、最好的朋友:周南風」後面加上(三十多年)。最後增加一條:

  八、六月五日下午三點半:五百萬(?);六月十一日:死。

「你在幹什麼?」錢琳盯著我的筆記本。
「老了,許多事記不住,只有借助筆記本。」
「我建議你加一條。」
「什麼?」我訝異道,心想我漏了什麼重要線索。
「九,盡快破案。」她燦然一笑。我也跟著笑了。
由於鄧緒的那張臉,大幅降低了破案的困難度。而目前最迫切的工作,就是追查周南風提供的十二個情婦名單。回到市警局,我教許伯陽找來十二個幹練的刑警,大家來到會議室,由我親自提示任務重點,錢琳則在旁補充我遺漏的部分。
我分給每一個刑警一個名單,要求他們盡速找到名單上的「她」。清查她是否結婚?若沒,有沒論及婚嫁的男友?凶手極可能是她的先生或男友;而凶手在殺了鄧緒以後,或之前,很可能對她施以暴力。所以要留心觀察她講話的神色、注意她臉上、身上是否有傷?若發現可疑分子,立即追查她先生或她男友昨晚的行蹤。縱然她沒任何嫌疑,追問她最近一次和鄧緒見面以及連絡的時間、兩人談了什麼?鄧緒有沒有開口向她借錢?借多少?
交代完畢,我提高嗓門問:「知道重點了嗎?」
「知道。」眾人齊聲回答。
「好,一有答案就立刻打電話回報。現在大家出發,我不管你是坐計程車、坐飛機、坐船,還是坐火箭、太空梭,想盡辦法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她。」我重擊雙掌,喝道:「走!」
眾人群湧而出。瞧見他們抖擻的精神、迅捷的腳步,我感覺破案在即。不過,我不會因為自信而自大,還是很小心。接著又找了三位刑警,要他們把鄧緒電話號碼本上所有的名單全數過濾一遍,清查鄧緒和他們的關係,以及他們的家庭與工作背景。
我在交代事情的時候,許伯陽一直等在旁邊。等我忙完,他才悄聲說:「副座,跟您回報您交代的工作。」
別看許伯陽粗聲粗氣,辦事頗牢靠的。我請錢琳坐下,兩個人一起聽案情報告。
許伯陽的報告摘要如下:
驗屍結果證實致命傷是喉嚨那一刀,死者手指並未發現可疑物,煙頭也確定屬於死者。
瀑布發現的美工刀是新的,肯定是凶刀,刀上未發現指紋。這把刀的製造工廠在台南,已派人追查售貨紀錄。
載鄧緒到陽明山的計程車找到了。司機說昨晚八點左右鄧緒在海霸王上車,路途中鄧緒打了一通電話,內容是教某人回去,不必等他。半個小時左右抵達陽明山花鐘,司機收了錢便離開,沒看到任何人在花鐘等他。此外還有四輛計程車在該時段送客至花鐘,載的都是情侶或夫妻模樣的客人;已留下司機的資料,待日後需要再傳喚他們。
尋找監視錄影帶這工作,目前借了二十七卷。但通往陽明山花鐘的道路太多,工作持續在進行中。
再次詢問海霸王的服務生,以及與死者同桌吃飯的江颺、韋定國、胡標,甚至找到鄰桌的七位客人,全肯定死者曾經大喊「我不認識你,我為什麼要去」,此外並沒其他發現。
至於「誰知道鄧緒在海霸王吃飯」,除了鄧緒的祕書、司機,還有後勤署副署長李垣,署裡的五位組長、四位副組長、七位參謀,因為他們十七個人在署長離開總部以前正在和署長開會。除了陸軍總部的人,同桌吃飯的江颺、韋定國、胡標,他們的家人,遠球建設公司的職員,這群人全知道。而這群人到底又跟誰講了、誰又再跟誰講了,這一路很難追查下去。
「有沒有人『主動』詢問鄧緒的祕書或司機,鄧緒在哪晚餐?」我問。
「沒有。這問題我還問了江颺他們,他們都說沒有。」
短短半天能有這樣的成績,不錯。我滿意地點了點頭,心想目前所掌握的證據沒有一樣能推翻我先前的假設。此刻最重要的就是查訪鄧緒的情婦,而十二個刑警正奔馳在路上。我預判今晚,最遲不過明天,案情將有重大的突破。想到這,我心中感到一片清涼篤定。
「報告檢察官。」許伯陽對錢琳敬了一個禮。
「什麼事,許大隊長?」
「這案子轟動全國,案情又複雜,我建議警方和檢方利用今天晚餐的時候,坐下來好好研究一下。」
我頓時感到兩耳發燙,因為警方是我,檢方是錢琳,這建議等於在幫我邀她晚餐。
「好呀。」錢琳落落大方回答。
「伯陽啊,」我聲音溫柔,手掌輕拍他臂膀:「那我就陪檢方去吃飯了。有任何重大案情要報告,隨時打我手機。知道嗎?」
「Yes sir.」許伯陽偷偷對我眨了個眼。


這是我第一次和錢琳單獨吃飯。為了給錢琳留下一個好印象,我快步回到辦公室,洗臉、刮鬍子,換穿一件非常昂貴的夾克。離開辦公室前偷偷瞄了眼窗外,發現遠處有記者的身影,於是教祕書找一輛貼著反光紙的專車,這才帶錢琳到地下室停車場。
如果今天沒有周南風的那句話──出手不大方的男人,不可能贏得女人的好感。我想,我會找一家桌上插著一朵玫瑰的西餐廳,點兩客牛排,外加一瓶紅酒,溫馨浪漫,花費不超過四千元。
可是,由於周南風的那句話,我不顧一切選了騎士法國餐廳,兩人對坐在一個非常雅緻的小包廂,桌上插了六朵玫瑰,銀質燭台點著三根藝術臘燭,叫兩客最貴的套餐,喝一瓶非常高級的香檳,兩人花費大約兩萬兩千元。
我不心痛,一點都不心痛。因為明天我會把單據交給祕書,由專案作業費支付。這就是周南風今天說的:游走在法律邊緣的收入。
唉,我怎麼老在提周南風呢?可是當服務生送上開胃菜,我還是忍不住講到了周南風。不能怪我,總不好在吃飯的時候,聊鄧緒、談謀殺、講凶手,那不是倒人胃口嗎?
「嘿,我真沒想到。」我感嘆道:「今天居然讓我碰到周南風。」
「為什麼?」錢琳拿叉子吃了一小口蟹腳肉。
「上次碰到他的時候,我還是警官學校的學生。」
「這麼久你還記得他?」
「哦,他是一個很難令人忘記的人物,是個腳色,一流的。」
「怎麼說?」
「他那時是陸軍官校籃球隊隊長,我是警官學校籃球隊隊長,那場球我們在爭大專乙組籃球比賽冠軍。打完半場,比數四十三比二十六。妳猜,哪個學校四十三?」
錢琳微笑凝視著我:「陸官?」
我喝了口香檳,得意道:「不,是我們。」
「你們那麼棒!」
「而且我跟妳講,這四十三分裡面,我一個人就得了二十一分。」
「哇,看不出你是籃球健將呢。」
「打完半場,我以為我們贏定了。可是妳絕對想不到,最後竟然是陸官贏了。」
「怎麼可能?」
「周南風發現我是警官的得分之鑰,下半場他親自盯我,把我守的死死的。」講到這我直起腰,身子前傾,更靠近錢琳,慷慨激昂道:「我這一輩子,沒遇過一個對手像他一樣,反應快、動作機靈、體力又好,好像發電機一樣,從頭到尾盯著我。我上半場得了二十一分,下半場,哼,只得了六分。」
「看得出來,他是很冷靜、很有原則,也很固執的一個人。」錢琳舉起香檳,輕啜一口。
我也舉起香檳,一口喝下半杯。
「最後的比數是多少?」
「七十七比七十五。再跟妳講一件事,真是令人惱火。」我放下酒杯,故作氣憤道:「終場前五秒我們還贏一分,最後,唉,居然給周南風投進一個三分球。」
「哇,如果我是他,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那一球。」
「那場球他一個人得了三十四分。陸軍官校能贏,完全靠他一個人。」我再度舉杯,敬了敬錢琳:「妳說,這種人,可能忘記他嗎?」
正當錢琳舉起酒杯,門外有個人探頭往裡看。我一眼瞥見來人是聯合報記者魏文豪,心頭頓時大怒,壓低了聲音質問:「你幹什麼?」
「董Sir,」魏文豪陪著笑臉,無聲地滑了進來:「是不是和軍售無關,只是單純的情殺?」
這些無孔不入的記者,大概收買了參與辦案的刑警,此刻來套我的口風。
「魏先生,」錢琳正色道:「能夠和你們講的,記者會我全說了,現在不管你問什麼,我們都不會跟你講。」
魏文豪像一條老牛皮筋,嚼不爛也拉不斷,不管我們怎麼說,他硬是死懶著不走。不得已,我起身走出包廂,找到餐廳經理。在餐廳人員強力介入下,才把魏文豪請離包廂。
經過魏文豪的騷擾,談興全被他破壞了。不過你放心,吃興還有,畢竟擺在桌上的套餐太貴。我們完全不談公事,也不敢聊周南風,深怕隔牆有耳,甚至服務生也可能被記者收買。也直到這時我才懷疑,今天的服務生怎麼如此殷勤?
飯後我們像賊一樣,一路偷看有沒有記者在餐廳、在路口、在對街,或藏身停在路邊的汽車裡。等瞧見魏文豪還守在對街,並對我們微笑招手,嚇得我招了計程車,直接送錢琳回家。


送完錢琳,繞經橡木桶洋酒店,我買了瓶法國紅酒。我不是酒鬼,實在是今天情況特別,值得喝幾杯慶祝。
今天是很特別。第一,我受命偵辦少將命案。這是全國關心,所有長官憂心的重大刑案。他們以為這案子很複雜、很難破,其實我心裡有數,凶手好像正坐在我身旁,等著我伸手去抓他。這也好比一個戰場指揮官,即將要參加一場勝券在握,別人卻認為難以得勝的戰役。身為一個警察,我一輩子都在等待這種機會。這機會不由讓我想起「建功立業,就在今朝」這句話。
第二呢,當然是錢琳。錢琳是出色的女人,她走在街上已經夠出色;有幸和她同坐一間會議室,目睹她一開口就贏得滿場好感的能耐,更是對她傾心。像這樣的女人,別說我獨身五年,打從十幾年前我第一次看到她,便常幻想有一天能和她上床。今天,這幻想跨出了第一步,這是不是值得慶祝?
還有第三個理由。這理由很多人會反對,但懂得喝酒藝術的人必然能體會我的心情。剛才我在餐廳喝了半瓶多的香檳,以我的酒量,這點酒僅夠挑起我的酒興。此刻送別錢琳,再也不必在她面前裝聖人,我可以盡情地喝。
擁有三個理由,只買一瓶紅酒,不必我強調,你應該了解我不是酒鬼。
回到家我迫不及待開了紅酒,倒了大半杯,利用「醒酒」的時間洗了舒服的熱水澡,換著柔軟的浴袍,完全放鬆心情,把整個人丟進鬆軟、寬大的沙發,一面看新聞,一面品紅酒,好不愜意。
不想可知,各新聞台全在炒作「陸軍鄧案」。我喜歡這名詞──陸軍鄧案,它和「海軍尹案」相互呼應。各台除了詳盡報導鄧案,同時回顧尹案。最後拿兩案比較:一個是上校,一個是少將;一個是毆打致死,一個是前所未見的殘忍殺人方式;一個是武獲室執行長,一個是後勤署署長。
尹案再現,只是這一次更複雜──我喜歡三立電視台的評論。他們把案子炒作得愈大,長官就愈緊張。長官愈緊張,對我的關注與期望就愈高。再等我漂亮地、迅速地破案,署長、部長,甚至總統都會對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想到這,我愉快地啜了口紅酒,繼續看別台的報導。除了想了解各台如何炒作陸軍鄧案,更希望看到記者會中儀態萬千的錢琳。我看了一遍又一遍,每一遍的感覺都是嶄新的、愉悅的。
一瓶紅酒終於全部灌進我的肚子。這期間我那個在服兵役的寶貝兒子,以及已出嫁的可愛女兒,各打了一通關心老爸的電話。但是我最期待的那通──案情獲得重大突破的那通,卻一直沒來。
沒關係,今天是凶案發生的第一天。如果在第一天就抓到凶手,如何顯得出案子的困難度?
我奔波了一天,累了,此時又喝得半酣,睡意越來越濃。不過在我鑽進被窩的時候,我還是掏出筆記本,翻到第一頁,把今天寫下的線索溫習一次:

  六一二專案:
一、臉(恨、恨、恨?)四、五十刀,大型美工刀。
二、陽明瀑布,花鐘,半夜,海霸王晚餐。
三、鄧緒,陸軍少將,陸總後勤署署長。
四、即將退伍(操守)
五、花心、二十三個合約。
六、最好的朋友:周南風(三十多年)
七、我不認識你,我為什麼要去。
八、六月五日:五百萬(?);六月十一日:死。

我反覆想著「我不認識你」這五個字。如果是我,我會對什麼樣的人說「我不認識你」?
彼此沒有來往,但在公開的場合見過面?
從未見過面,但聽過他的名字?
從沒聽過名字,根本不知道這號人物?
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場合,「我不認識你」各有不同的含意。鄧緒說的是哪一種呢?
在想出答案以前,我昏沉沉地入睡了。


當我再有意識的時候是第二天早上六點。
我精神地起床,首先慶幸自己睡了一個好覺。但隨之而來是一股隱隱然的失望,因為一夜未被打擾,代表案子無突破性的發展。
我拉開窗簾,瞧見火紅的朝陽,失望感頓時騰空而去。我相信這是關鍵的一天,有信心案情在今天有突破性的發展。而眼前的朝陽,給這關鍵的一天帶來非常好的開始。
早餐後我趕到市警局,沿途發現同仁都在對我微笑。固然平常他們看到我,也會微笑打招呼,但今天我覺得他們的笑容詭異。若非我心頭有事,我會停下來問他們;可是,這時我心中懸念著兩件事。
我快步前往辦公室,進門前大喊:「費康。」
費康是我的祕書,機靈、懂得人情世故、會看臉色。他聽到我的喊叫,「有」一聲,輕盈地跟在我身後。
我沒有停步,繼續向辦公桌走去,同時掏出口袋裡的皮夾,取出兩張發票,分別是昨天晚餐以及紅酒的花費──這就是懸念在我心頭的第一件事。我把發票交給費康,不必交代,他自然會拿到專案小組以公費結報。可是當我走到辦公桌,看到放在桌上的聯合報,紅筆圈著斗大的標頭,看了嚇我一跳:

  鄧案破案在即 檢警香檳慶祝

這一瞬間,我明白了,為什麼同仁對我微笑。
我因憤怒而緊握發票,氣急敗壞地坐下,閱讀那混帳忘八蛋魏文豪寫的報導。大意是昨晚我和錢琳在台北東區最貴的騎士法國餐廳(你看看,這小子不混帳嗎?他有必要強調「台北東區最貴」這六個字嗎?)兩人開了一瓶香檳,在笑聲不斷的愉快氣氛中共進晚餐,一餐飯吃掉了兩萬兩千三百元(我吃多少錢關這忘八蛋什麼事?)
魏文豪進一步分析:此時案情正熱,檢警雙方卻開懷暢談,預判鄧案破案在即。而後以「鄧緒那張破爛的臉」大作文章,基本論點和我心中的想法概同。
「這是誰放的?」我憤怒地點著報紙。
「局長。」費康偷偷向局長室看了眼,而後拿出一張小紙條:「署長教你到辦公室以後,立刻打這個電話給他。」
我趕忙壓下怒火,撥了小紙條上的號碼,精神地說:「報告署長,我是董方成,您有什麼指示?」
「方成啊,案子是不是要破啦?」
「報告署長,現在還不敢講,不過我一定盡力。」
「你盡力盡到騎士去啦?」
「……」我答不出話,但心裡罵了句髒話,罵的對象自然是魏文豪。
「方成啊,報上說你一餐飯吃掉那麼多錢,這對我們警察的形象非常不好,你知不知道啊?」
「是,報告署長,這事以後絕不會再發生。」我心中一連罵了三句髒話,決定要狠狠整一整魏文豪。
「剛才部長和總統都問過我,這案子是不是快破啦?我代你答了──是,是快破了。你懂了吧?」
「報告署長……」我急了,直言道:「這種事怎麼能打包票?」
「方成啊,你不要怨我。我不這麼講,我怎麼跟他們解釋你和錢琳開香檳的事?」
我為之語塞。
「沒關係,真是要快破案,慶祝一下也沒什麼了不起。方成,你就給我們警察爭口氣,盡快做點成績給國人看,你懂不懂啊?」
「是,署長,我一定盡力。」
「好吧,我對你有信心的,好好幹。」
放下電話,我兩眼盯著費康,壓低了聲音吼道:「找許伯陽來。」
費康離開以後我懊惱地看著手中的發票,兩筆錢加起來兩萬五千一百元,看起來公帳是報不成了。唉,我好後悔昨晚硬要面子,此時只能把發票收進抽屜。
關了抽屜,瞄到桌上的報紙,提醒局長找我。我趕忙前往局長辦公室,局長看到我,咧口一笑道:「慶祝太早了吧?」
「慚愧啊慚愧!」我不住搖頭,表現萬分後悔的神情。我不必裝,想到兩萬五千元,哪個靠薪水吃飯的公務員能不後悔?
局長見我誠心慚愧,不忍再苛責,鼓勵了幾句,末了說道:「什麼都是假的,大家之所以關心你,不過是希望你早點破案。方成,這案子不能再和尹案一樣──雷聲大、雨點小,知道嗎?」


回到辦公室,我看到許伯陽笑嘻嘻地等在門外,不問可知他為什麼笑。但我還是狠狠瞪他一眼,斥責道:「笑什麼?」
「Sir,香檳不錯吧?」
我猛地彈了下他耳朵,他假裝很痛。
「進來。」我揮揮手。
他揉著耳朵跟在我身後。我移步至辦公桌,坐下,想了想,慢慢抬起頭,指著他,以非常兇狠的神態說:「找人整整魏文豪。」
「嘿嘿,已經交代啦。」他放低了聲音:「他家有違建。」
「是嗎?」
「有,樓頂加蓋的。」
「找人去拆了?」
「當然嘍。誰教他敢太歲頭上動土?」
「幹得好。」我重拍他肩頭,這才有心情談正事,也是今早我心頭懸念的第二件事:「案子怎麼樣了?」
「派出去的十二個有五個回報,沒發現可疑的人。這五個女人中間有三個和鄧緒很久沒有連絡,有的甚至超過一年,另外兩個最近見過他,都說鄧緒沒向她們借錢。」
「她們不覺得鄧緒有什麼異常?」
「沒有,因為沒有一個人在最近一個星期看過鄧緒。」
我懷疑最近一個星期鄧緒因為心情不好,和情婦上床的慾望也沒了。
「錄影帶找到了四十三卷。副座,我建議這工作暫時到這。」
「好。」我爽快地答應,因為今年初轟動全國的彰銀搶案,也不過找了三十七卷。
「昨天晚上我派了四個人到陽明山,他們說八點到十二點這段時間,花鐘附近有幾個人,可是問他們,他們說命案發生那天他們都不在附近。至於瀑布那是一個人都沒有。副座,今天還要不要去?」
「要。同時發布新聞,請命案那天在花鐘附近活動的人,如果有人見到死者,或是看到任何可疑的人,請他們主動和專案小組連絡。」
我雖這麼交代,但心裡有數,路人主動和警方連絡的機率很低。他們除了不願出庭作證耗時間,更擔心像這種瘋狂的謀殺案,出庭指認凶手會遭到報復。這時我瞟見費康在門外探頭,於是問:「什麼事?」
「報告副座,錢檢察官在二線。」費康聲音很低:「我沒說您在,您要不要接?」
我沒有回答,因為急著拿話筒,愉悅地說:「早啊。」
「早,副局長,你看了今天的聯合報吧?」
「剛看,我正準備跟妳說聲對不起,希望這報導沒給妳帶來什麼麻煩吧?」
「我還好。你呢?」
「這算什麼,妳別擔心。」我瞄了眼許伯陽,見他笑嘻嘻地看著我,我作勢要彈他耳朵,他急忙向後躲。
「沒什麼就好。案子的進度現在怎麼樣?」
「有重大發現我會立刻打電話告訴妳。妳今天什麼時候來啊?」
「上午有點事,吃過中飯,下午來好嗎?」
「好,那我們下午見。」
放下話筒,我突然感悟世間沒有「絕對」。由於魏文豪那混帳的報導,無形之間拉近了我和錢琳的距離,因為這報導讓我們成了處境相同的受害者。
「副座。」許伯陽賊頭賊腦盯著我。
「什麼事?」
「昨天喝完香檳以後,有沒有……,嘿嘿嘿……」
他「嘿嘿嘿」的笑聲有點邪淫,我懂他的意思。為了證明我的清白,我猝不及然彈了下他耳朵。這回他沒躲過,痛得哇哇叫。
「你真找人去拆魏文豪家的違建?」我問。
「真的啊。」
「教他們算了,別拆了。」
「不拆了!」
「記者都是這樣,不必和他們計較。」
「Yes sir,你說不拆就不拆。」
「我教你查的電話簿呢?」
「差不多都查完了,還剩四個一時查不出來。這四個號碼只有七個碼,除了台北以外全台灣都可能。我們一個又一個區域試,查起來有困難,因為這幾個號碼前面只寫了一個字,什麼『嘉』、『雯』……」
我沒聽他講完,厭煩地揮了揮手:「別跟我講那麼多,統統查完,一個也不能少,查完以後給我一份名單,知不知道?」
「是。」他見我臉色不好,不敢再嘻皮笑臉,低頭記下重點。
「名單上還有七個人沒找到,對不對?」
「對。」
「你等下分別打電話,了解他們的進度。如果有困難,問他們需不需要幫手?告訴他們,不管用什麼方法,今天晚餐以前一定要找到目標。知不知道?」
「是。」
「你去辦事吧。」我摟著他肩膀,鼓勵道:「伯陽,最近大家都辛苦了,這是免不了的。加把勁,我想再是辛苦,也不過就這幾天。」
許伯陽離開後辦公室只剩我。我把腳蹺到桌子上,身子後仰,抱著頭思索案情。雖然派出去的十二個人有五個回報沒有嫌疑,但我並不擔心。因為越是有問題的人往往越難找。
試想,凶手發現他太太和鄧緒通姦,他會只殺鄧緒?
我不知道你會怎麼猜,但依據我多年的辦案經驗,一個把死者的臉割成那副德性的人,他胸中的恨,不殺他太太是無法消弭的。
縱使凶手放過他太太,她也應有所警覺是她先生殺了鄧緒。在這種情形之下,她會檢舉她先生,讓自己和鄧緒的姦情曝光;或是嚇得躲起來?
如果我是她,我會躲得遠遠的,巴不得永遠不再回台灣。
這就是我說的──越是有問題的人,往往越難找。所以我並不擔心,只要這十二個名單中間有一個沒找到,破案的希望就存在。
我教祕書幫我沖了杯咖啡,優哉遊哉地看著報紙,這時心情不一樣,看到魏文豪的報導也不覺得動怒。等到我把報紙仔仔細細看了一遍,時間接近十點。再坐下去,可能連費康都會覺得我太輕閒了。雖然我是很輕閒,因為高階警官只要「動腦」,一旦眾人依我的命令四散辦事,我只須好整以暇坐在這,等待他們的回報。辦案辦到這階段,的確,我輕閒得不得了。但我不希望別人認為我很輕閒。於是收起報紙,振作精神,前往一樓專案辦公室,東逛逛、西看看,製造「我很忙」的假象。


吃過中飯,我閒到打了一個小盹,醒來後拿出筆記本,把今天檢討會要討論或待辦事項整理如下:

  一、鄧緒私人電話、手機、軍用電話通聯紀錄。
二、政戰部提供情婦名單。
三、合約、競標廠商。
四、凶刀。
五、錄影帶。
六、情婦。
七、洩密(1800集合訓話)
八、李垣?

我想到什麼就隨手寫下什麼,不按順序,也寫得不完整。不過,這是寫給我自己看的,只要我看得懂就好。不知為什麼,我突然寫下李垣的名字。儘管我不懷疑他的操守,但我覺得他怪怪的,所以在他的名字後面打了一個「?」。可能這是刑警的第六感。有時候這奇怪的第六感會給我帶來破案的契機。
隨後我想到今晚必須對參加專案的警方人員精神訓話。於是壓下內線電話,找許伯陽,囑咐他今晚六點,把所有納編專案的警方人員全部集合到會議室。
將近兩點,錢琳出現在我的辦公室。她今天穿了一雙性感的黑色絲襪。這是我第一次看她穿黑色絲襪。我相信這雙絲襪她是特別為我穿的,因而格外用眼角餘光觀察她的小腿,發覺曲線完美無缺。我忘了在哪兒看過這麼一句話:「女人腿部美麗,全身無不跟著美麗起來。」這一霎那,我覺得這句話對極了。再看她身上,穿了套黑色針織短袖套裝,式樣簡單,卻在簡單中表現出不簡單的大方。同樣地,我感覺這套衣服她也是為我穿的。我不再後悔昨晚昂貴的那餐,花得值得。如果沒有那頓飯,怎會有今天的結果?
她裊裊婷婷走進來,端莊地坐下,不必刻意表現,就散發出一股雍容華貴的氣質。
我露出一個成熟溫煦的笑容,教祕書為我們各沖一杯咖啡,再找許伯陽。
許伯陽肅色正容走進來,卻在錢琳目光轉開的瞬間,偷偷對我眨個眼,之後才以他粗啞的聲音報告案情。
他首先報告監視錄影帶的處理情形。我急於和錢琳聊天,當即打斷他,指示他重點:「伯陽,檢察官沒那麼多時間,你只要報告那十二個名單的處理狀況。」
「是。」他懂我的意思,簡要道:「目前有九個查完了,沒發現任何嫌疑犯。剩下的三個還在查證中。」
就這樣,這麼簡單。但也太簡單了吧?
「講完了?」錢琳問。
「是。」
錢琳轉頭看著我,我懂她眼神的意思,遂道:「伯陽,你把他們查證的經過『概要』說一下。」
「等下。」錢琳插口道:「查完案子的人都回來了嗎?」
「大部分回來了。」
「能不能教他們一個一個到這,我和副局長親自和他們談談?」
許伯陽無權回答,用目光請示我。我恨不得他直接拒絕錢琳。但事已至此,我不講話也不行,只得佯裝同意:「好啊,教他們一個一個來吧。」
第一個刑警叫陳德明,他查訪的對象在台北。進來後他還未坐定,我就提醒他:「報重點就好。」
「是-是-」陳德明有口吃的毛病,在長官或漂亮女人面前尤其利害。所以我不記錄他說了什麼,只摘要重點如下:
我查訪的對象叫史蘭萱,四十五歲,未婚,和父母同住台北永和,在國防部上班,擔任總機小姐。她在十幾年前認識死者,那時鄧緒剛升上校,在國防部人事次長室任職。兩人發生關係在七年前,最近一次見面日期是上個月廿十九號,見面地點在永和的汽車旅館。之後兩人僅通過一通電話,日期大約是六月二日。她不覺得鄧緒有任何異常,鄧緒也未開口向她借錢。
「她對鄧緒的印象怎麼樣?」錢琳問。
「她-她-」
「是好還是壞?」我不耐煩地追問。
「……」陳德明好半天才擠出一個字:「好。」
「她有沒有聽鄧緒提過別的女人?」
陳德明索性不講話,一個勁地搖頭。
「她有沒有男朋友?」
搖頭。
「她講的話,你有經過求證嗎?」
點頭。
詢問的過程大致是這樣。錢琳很細心,從兩點十分一直問到五點,直到祕書通知我們開檢討會,總共才問了五個人。雖沒問出什麼結果,但「沒有結果」就是結果。
走入會議室,我和調查局北機組主任房甫臣、陸總後勤署副署長李垣、陸總政三處處長嚴啟雲一一握手,說句「辛苦了」客套話,然後就座討論正事。
我最關心的是鄧緒的情婦。嚴處長交給我一份密封的文件,我拆開,裡面列了五個名單──全在周南風提供的名單之內。我難掩失望之情,接著詢問鄧緒電話的通聯紀錄。
房主任手指往後一勾,他身後的調查局幹員就提著一個皮箱走向前,從裡面拿出一疊文件擺到我面前:「這是鄧緒最近半年的電話通聯紀錄,包含他的私人大哥大、軍用大哥大,裝在辦公室的民用電話,以及他家的民用電話。」
「他最近半年的軍用電話通聯紀錄我也帶來了。」嚴處長拿出一份資料。
我很快翻了一下,除了軍用電話詳列「打出」、「打入」的雙向資料,民用電話僅有「打出」的紀錄。我舉起資料,看著調查局幹員:「所有這上面出現的號碼,我要它們最近半年的通聯紀錄。」
調查局幹員嘴巴半張,愣了半天才說:「這是多少資料啊!」
「辦案就是這樣,大海撈針。」我微微一笑。用笑容告訴他:這有什麼了不得?
「沒問題,這事回去就辦。」房主任快人快語,盯著幹員問:「你說,需要幾天?」
他沒有回答,因為在嚥口水。我見他喉節上下滑動一下,然後說:「至少三天。」
我把資料交給許伯陽,教他派人核對這些電話號碼中,哪些是打給女人──管她是情婦或朋友,只要是女人,全部挑出來。接著我把焦點轉到李副署長。我沒有問他與合約有關的事,而是向他打探鄧緒的能力與習慣。除了我,錢琳和房主任也沒閒著,大家共同找問題。經過三個人密集的交叉詢問,我們了解鄧緒不是精明的將領。他四海、粗獷、不拘小節,從不記「數字」,例如合約的金額他就從沒放進腦袋裡。
我之所以打探這些事,是希望了解有沒有可能,某一位情婦的電話沒有登載在鄧緒的私人電話號碼簿。
經過李副署長詳盡的說明,我認為這機會很小。
搞清楚鄧緒的習慣,我心底踏實了,因為我相信涉案的情婦必然在他的電話號碼簿裡面。我起身謝謝嚴處長和李副署長,並告訴他倆,以後沒有通知,軍方不必參加檢討會。
李垣和嚴啟雲離開以後,為了保密,我請無關人員一道離開,使得會議室只剩下我、錢琳、房甫臣,以及許伯陽。
許伯陽概要說明目前辦案進度。
凶刀是極普通的大型美工刀,今年一月至六月賣出兩萬五千四百把,銷售地點包含全省文具行、書局、便利商店、大賣場,甚至夜市小攤也可能買得到。由於它到處都買得到,所以很難追查正確的銷售點。更別說店員還要記得這把刀是哪一個客人買的。
「不管多難,派人去查。時間設定在命案發生前一個禮拜之內,地點鎖定在台北市。」我毫不留情地指示。其實我這話是說給房主任聽的,因為剛才我才無情地要求調查局,請他們提供詳盡的電話通聯紀錄。
許伯陽臉上露出一個無奈的表情。之後報告鄧緒十二個情婦訪查的結果──目前只剩兩個,已查訪的十個均和命案無關。
「剩下的兩個是誰?」房甫臣問。
「一個是徐亞晨,原來是台北星夜俱樂部的公關,兩個月前離職,後來也搬了家,沒人知道她現在住在哪。」
「生活複雜,交友也複雜,這個人有可能。」
我點頭,徐亞晨在我心裡隨即被列為頭號嫌疑犯。
「發布新聞找她。」錢琳建議。
「徐亞晨不是她的本名,她在俱樂部的同事也沒人知道她的本名。」許伯陽回答。
「這就麻煩了。」房甫臣感嘆道。
「還有一個是丁琳。對不起,檢察官,她和妳同名。」許伯陽欠身道。
我暗笑,看不出這個粗人,心滿細的。
「這有什麼關係?」錢琳微笑道。
「丁琳住屏東,小學老師,三十九歲,兩年前和同樣是老師的先生離婚,有兩個小孩。她家人說命案發生之前她去奇萊山參加登山活動,我們已經派人追到奇萊山。」
錢琳和房主任沒表示意見。我問:「有沒有找到她離婚的先生?」
「有,在屏東國小擔任『生活倫理』的老師。」
眾人一聽「生活倫理」,同時搖了搖頭,許伯陽也就不再講下去,轉而說明監視錄影帶蒐集了四十三卷,以及它們是從哪幾條街,哪幾個店找來的。
「這些錄影帶你們準備怎麼處理?」房主任問。
「有嫌疑犯的時候我們再比對錄影帶。」許伯陽答。
「我建議你們先把十二個情婦,以及她們先生或男友的機車、汽車當做樣本,管他有沒有嫌疑,先找一遍。」
我兩眼一亮,許伯陽察言觀色,隨即把這工作記下來。我也掏出筆記本,把這工作寫下。等我寫完,瞧見房主任面露得意之色,懊惱剛才動作太快,顯得他好像比我高了一等,急忙轉移話題:「合約方面追查得怎麼樣?」
房主任概要說明清查合約的情形,目前雖不肯定,但他覺得其中必有文章。
「你覺得李『恒』這個人怎麼樣?」我問。
「那個字讀『元』,不是『恒』。」房主任糾正道。我感到兩耳發燙。所幸他接著說:「李垣這個人很自傲、很精明,個性孤僻,不太和別人合得來。你問他幹什麼?」
「他可不可能在合約中間動手腳?」錢琳問。
「我的感覺是……」他遲疑一下:「這幾個合約的佣金,他看不上眼。」
「他是一個特殊的人。」我有感而發:「我建議大家多花一分精神注意他。」
檢討會就此結束。專案小組向前走了幾步,唯無突破性的進展。
會後錢琳要主持記者會,我則建議她記者會結束以後繼續詢問鄧緒情婦的訪查經過。她同意。我心中暗喜,接著交代許伯陽後續工作重點,諸如找情婦和她先生或男友的車牌、拿車牌比對錄影帶。再找不到徐亞晨,就設法找一張她的相片,發布新聞請社會協尋。繼續追查凶刀來源……
聽到這,他露出一副苦瓜臉,我作勢要彈他耳朵,他陡地後退,告饒道:「是,是,我教人再去查。」
「找徐亞晨是第一重點,派一排的人去找她。」我點著他鼻頭。
他苦笑點頭。
交代完,我趕到另一間大型會議室,準備對參與專案的同仁精神訓話。我不是長篇大論型的人物,加上此刻心繫錢琳,更是長話短說。
「大家辛苦。」我厲眼掃過眾人,大約有七、八十人。任誰看到我銳厲的眼神都清楚,「辛苦」是客套話。
「在座中間,」我提高了嗓門,指尖由右一直點到左,大聲問:「是誰昨天把案情洩露給記者?」
眾人無不肅然。
「我警告你,」我斷喝一聲,好幾個人身子猛然一震:「誰敢再講,你試試看,我也有我的管道;讓我抓到,當心我把你的皮剝了。」
說到這我扭身就走,留下面面相覷的眾人。如果你要問我:你有什麼管道抓洩密的人?坦白回答你:我沒有。這只是虛張聲勢。
上樓後我先到局長室,向局長報告現階段案子的進度,局長不忘叮嚀「盡快破案」。兩人談了大約半小時,回到辦公室,意外錢琳已經找了刑警在問話。她對我微微一笑,我趕緊坐到她身邊加入問話陣容。晚餐時祕書送來兩份便當,我和她邊吃邊聽邊問。八點左右終於問完第十個,也是最後一個刑警。我沒有發現任何可疑處,但結總十個情婦的口供,獲得八個結論。這些結論我隨即寫在筆記本:

  一、六月五日以後,鄧緒沒和任何情婦見面。
二、六月五日???
三、鄧緒未向情婦借錢。
四、鄧緒很有女人緣。
五、出手大方。
六、來者不拒。
七、現婚:徐姿影,郭碧君,袁麗芬。
八、離婚:劉曉倩、王紫蘭、丁玲。

六月五日是非常關鍵的一天,「???」表示「不知發生了什麼大事」。那天下午鄧緒匆匆趕到周南風辦公室,向他商借三百萬。而且自那天以後鄧緒心情不佳,脾氣不好,甚至影響到他的性慾,因為從那天以後他不再約任何情婦見面。
鄧緒頗有男子氣概,身處危難之中也不向女人伸手。十個情婦都對他留下極佳的印象,說他幽默、風趣、體貼、出手大方。
這樣的男人,不多了。
至於「六、來者不拒」這一項,鄧緒情婦的職業涉及各行各業,年齡層的範圍也很大,我寫「來者不拒」多少有輕視他的成分。因為我發現,她們中間有一個居然比他大十二歲。如果鄧緒三十幾歲,這狀況我可以接受;但鄧緒五十一歲,和六十二歲的女人上床,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。
收起筆記本,時間過了八點。我累了,相信錢琳也累了。這時我靈機一動,悄聲問:「我們現在到現場實際看一看,怎麼樣?」
警界有這麼一句話:現場是證據的寶藏。我沒有說我們現在到陽明山,因為陽明山有「花前月下」的聯想。經歷昨天的香檳事件,她現在是驚弓之鳥。假如把陽明山換成「現場」兩字,檢方就不容易拒絕了。
「嗯。」她沉吟一下:「在命案發生的同一時間到現場看一看,說不定能看出其他玄機。走,我們去現場。」


有了昨天慘痛的經驗,今天我格外謹慎。出門前偷偷向窗外瞄了眼,看到幾個類似記者的身影。於是找來祕書。交代他安排一輛貼了反光紙的專車,我離開後不單辦公室的燈不要關,還要找幾個人在窗口晃動。我以為這招騙得過記者,殊不料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;當車子向中山北路駛去,後面還是被人盯上。
「這些混蛋。」我低聲罵道。
「什麼事?」錢琳問。
「有人跟在後面。」
「怎麼辦?」
「沒關係,我有辦法。」我這次可不是虛張聲勢,真有辦法,從好來塢電影學到的。等遇到紅燈,車子煞住,後面那部車跟著停下。等瞧見車子裡的人又是魏文豪,我鼻頭噴出一道冷氣,猛地打開車門,悻悻下車,大步向後,敲敲後車的車窗。
魏文豪打開車窗,笑嘻嘻地在車內對我敬禮:「Sir,拜託、拜託,透露一點嘛?」
我二話不說,拿出我籃球健將的精靈身手,右手擋住魏文豪,左手向內一探,把他的車鑰匙搶到手中。魏文豪大驚失色。我甩了甩手中鑰匙,微笑道:「等下我教交通大隊免費拖你的車。你啊,明天早上到局裡,找當值警員拿鑰匙。」
回到車上,我指示司機踩足油門疾駛而去。再瞧見魏文豪坐在車裡沒跟來,才打電話給許伯陽,交代他找交通大隊免費拖車。其實,我不是蠻幹的人,實在是今天錢琳坐在車裡,我有心表現一下男子氣慨。
「你不怕他明天又亂寫一通?」錢琳問。
「管他的,那是明天的事。」
以我的身分和成熟度,不應該說這種話。以前,我也不會講這種話。但在心愛人的面前,每個人都有返老還童的本事。我覺得最近在錢琳面前,我變年輕了,像二十出頭的小伙子,毛躁得很。
毛躁歸毛躁,我是有事業野心的人。在前往陽明山……,哦,對不起,在前往「現場」的路途中,沿路我仔細觀察路上車況,預估這時段從台北到現場需要多久時間?同時留心路邊的環境,哪兒有光線?哪兒有車站、加油站?哪兒有人群?以及紅燈與大樓警衛的分布狀況。或許,這些芝麻小事和凶案一點關係也沒有。但也或許,它們是日後破案的關鍵。
留心觀察細微末節,不放棄任何蛛絲馬跡,是一個好刑警必備的條件。不必我自吹自擂,單看我今天的職務就知道,我是一個好刑警。
八點四十九分抵達陽明山花鐘。跨出專車,迎頭就是六月的風,即使是陽明山的風,也讓我感到初夏的燠熱。我抬眼四望,只見在朦朧的路燈下樹叢影影約約,灰黑的天,幾點星光。
「副局長?」錢琳低聲喚道。
「什麼事?」
「有人跟你敬禮。」她指著花鐘處。我順著她指尖看過去,是局裡的一位刑警。
「辛苦啦。」我喊道:「來了幾個人啊?」
「四個。」
「有沒發現什麼?」
「沒有。」
我手一揮,表示「繼續忙你的」,然後遊目四顧,的確沒幾個閒人。總共不過三對情侶,坐在幽暗的石椅擁抱在一起。像這些人,天塌下來大概也不會在意。
「走,到現場去。」我指著瀑布的方向。
我倆加快腳步向瀑布前進。同樣,沿途我格外留心四周的一切,並努力把自己想像成鄧緒……
兩天前,當他正煩惱著一件麻煩事,突然接到一通「我不認識你」的人來電,而後臨時離開飯局,改變行程,怒氣沖沖趕到這,抽著一根煙,走在同一條路上,向越來越無人跡、越來越黑暗,隆隆水聲越來越響的瀑布接近。
他來會見什麼人?
他們要討論什麼事?
十二分鐘以後我們到達瀑布前方的石梯。倘若想走到瀑布的下方,也就是命案現場,我們得再向下,穿過一道三十幾階的石梯。這時我若有所悟,指著下方黑漆漆、水濛濛山谷,揚聲問:「有什麼感覺?」
「恐怖。」
「是因為前天這兒發生了命案?」
「就算沒命案,教我晚上一個人來,也不敢下去。」
「妳當然不敢,因為妳是女人。猜猜看,如果鄧緒在這,他敢不敢?」
錢琳知道我在考她,暫不回答。回身四下看了看,然後說:「這附近沒有一個人,到處都可以商量事情。以找一個『沒人的地方』來看,他們不會往下走。」
「如果那個人威脅鄧緒呢?」
「如何威脅他?」
「好比說,你不跟我下去,我就到陸軍總部告你妨礙家庭。」
「也不成。你想,鄧緒已經依他的要求從海霸王趕到花鐘,又跟他走到這。鄧緒站在這,往下一看,我相信不管這個人再說什麼,鄧緒也絕不會跟著他向下走。」
「妳分析得非常有道理。可是,事實上鄧緒跟著他走下去了,為什麼?」
「若要我猜,那是因為陪鄧緒一起走在路上的人,是一個鄧緒相信的人。」
「很好。」我大聲稱讚她,再問:「如果按我們的推論──凶手是情婦的先生。我問妳,陪他從花鐘走到這的人,是凶手,或情婦?」
「情婦。」
這問題太簡單了,白癡也知道答案。但你不了解我問話的目的。甚至包含前面所有的問題,答案早也擺在我心裡。我這麼問,是給錢琳一些成就感。若是我和房甫臣一起來,我才不給他講話的機會呢。聽了錢琳的正確答案,我報以微笑,又問:「可是妳忘了嗎,鄧緒在電話中說的──我不認識你?」
錢琳明亮的大眼眨了眨:「約鄧緒的是凶手,出現在花鐘的卻是情婦。」
「走吧。」我指著下方:「我們到現場。」
錢琳跟在我身後,我走了三步,發現視線不清,於是停步,轉身,紳士地伸出我的手,並盡量以沉穩的聲音說:「小心,不好走,妳扶著我。」
錢琳伸手牽著我,我緊緊握著她的小手,每一步看似小心翼翼,其實在混時間,希望拖長這一段路程。到達底層後我暫時拋去兒女私情,因為「現場」讓人有一股不寒而慄的感覺。
我再度把自己投入想像……
這一次,我成了凶手。凶手可能躲在暗處,從鄧緒身後偷襲。如果不是偷襲,以鄧緒高大的身材,一般人很難得手。所以,前天的狀況可能是:凶手突然跳出來,一刀割斷他的喉嚨。又因先前的推論,此時情婦站在附近,目睹凶手殺了鄧緒,她會有什麼反應?
驚叫?
嚇得說不出話?
轉身奔逃?
情婦可能和凶手合謀,共同殺害鄧緒嗎?
依情婦「們」對鄧緒的觀感,大家都喜歡他,以致合謀的可能性不高。換言之,如果情婦在附近,她不是驚聲尖叫,就是嚇得說不出話,或轉身奔逃。然而這還沒有結束。接下來凶手抓著鄧緒的頭髮,把他按在水池邊,等鮮血流盡,再憤怒地翻轉鄧緒的身子,一刀又一刀割著他的臉,一連四、五十刀。這時候,情婦在幹什麼呢?
不可能繼續驚叫。
難道像啞巴一樣,從頭到尾嚇得說不出話?
或是,她早已嚇得轉身逃走?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,凶手敢從容在這一刀又一刀地割,而不擔心她跑到上面求助路人?
有太多疑點。我悵然若失,牽著錢琳的手往上,同時把心中的疑問說給她聽。
「我想呀,還有一種可能。」錢琳走完石階,放開我的手:「凶手是黑社會的,利用情婦把鄧緒騙到這,其實有一群人在這等著他。」
我默然點頭,連稱讚她的心情都沒了,因為我正沉思在這項假設。這假設解開了許多疑點。如果凶手是黑社會的角頭,得知鄧緒勾搭上他太太(或姘頭),他會怎麼辦?
他當然想殺鄧緒。但接著了解鄧緒的特殊身分,於是改變心意,轉而勒索五百萬。但由於鄧緒拖拖拉拉,惹毛了凶手,因而動了殺機。他約鄧緒到花鐘,鄧緒到達後看到情婦,兩人走到這,見凶手帶了一群人,挾持他們到瀑布水池邊。再由凶手親自動手,從容、殘酷地殺了他。
黑社會喜歡在兄弟面前表現「殺人不眨眼」的凶殘,藉以樹立自己的威名。加上他被戴綠帽,在兄弟面前失盡顏面,羞憤加上仇恨,非殺鄧緒無以洩恨、無以立足。
想到這我為徐亞晨的安危擔心起來。她背景複雜,可能是黑社會角頭的姘頭。凶手慘無人性,在殺了鄧緒以後,會放過她嗎?
身處我目前的心境,如果腦袋裡想的還是兒女私情,就太沒人性了。我在送錢琳回家的路上,使用手機連絡許伯陽,了解案情並無重大發展,隨即下達三項指示。

第一,到徐亞晨先前上班的俱樂部,清查她和黑社會的關係;如果她曾與某個黑幫角頭有往來,立即把那人列入嫌疑犯。
第二,重新過濾其他十一個情婦,追查她們和黑社會的關係。
第三,明天下午把所有情婦傳喚至局裡,把發生命案四名載客的計程車司機找來,教他們指認是否是其中某一人。

到達錢琳住處,我基於禮貌,下車送她到門外。
「我本來想請你上去坐坐的。」錢琳嫣然一笑:「可是想到今天早上的報導,我想,我們還是小心一點比較好。」
「當然,當然。」我連聲稱是,其實心裡恨透了魏文豪。懊惱萬分地鑽回後座,再三回味錢琳的「話中之話」,從心底慢慢升起一絲甜蜜。
現實生活中無法滿足的,只能在夢裡追尋。當晚我作了一場好夢──我坐在錢琳客廳,品嚐她精心研磨的咖啡。有時想想,人在夢中真是笨,夢裡我明明坐的是自己客廳的沙發,卻毫不起疑這只是一場夢。甚至在夢中我問自己:這是夢嗎?看了看自己的沙發,仍然以為一切都是真的。在夢裡她講了一個笑話,一點都不好笑的笑話,我居然大笑醒了過來。醒來以後我睜眼望著空洞的天花板,覺得自己跟白癡一樣,並懷疑我是不是寂寞過頭了?
然後我再也無法入眠,瞟了眼時鐘,凌晨五點十七分,快天亮了。我索性起床,開了床頭燈,拿出筆記本,慢慢思索案情。
假如目前的推論是正確的,鄧緒最後那七天所經歷的心境是什麼?
六月五日他接到一通電話,警告他「我知道你和X通姦」,要脅付五百萬遮羞費。鄧緒神色緊張地衝到國防部,開口向周南風借三百萬。周南風問他什麼事?他卻不講。
如果,X在十二個名單裡面,鄧緒會不講嗎?
我突然坐直身子,明白先前懷疑的徐亞晨不是X。因為如果是徐亞晨,以鄧緒和周南風的交情,他沒有隱瞞的必要。試想,一個男人花名在外,擁有數不盡的情婦,他怎麼可能不告訴最好的朋友他出了什麼問題?鄧緒不講,定然是X的身分特殊。
什麼原因「身分特殊」?
X身分一旦曝光,周南風會瞧不起他?
乍然間我靈光一現。X如果是M的太太,我猜測M是周南風認識的人,而且M是鄧緒的長官、部屬,或同學。因為M若是這三者之一,鄧緒便不敢告訴周南風。和自己的長官、同學,或部屬的太太有染,是非常不道德的行為。發生這種事,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講。
然而,當我想到「我不認識你」這句話,又感到十分頹喪。同樣的問題我曾經問過錢琳。這時,同樣的答案掠過我心頭:黑道!
偵辦海軍尹案時我洞悉幫會與軍隊的關係。打從國民革命建軍,老蔣總統創立黃埔軍校,一直到今天,幫會始終和軍隊糾纏不清。不過,軍中幫會不同於社會的黑幫。他們入幫的主要目的在「你幫我、我幫你」這種相互幫助的心態。他們沒有犯罪行為,不會背叛國家,因此高層從未認真取締過。儘管如此,他們終究是「幫會」的組織,入幫要經過正式的儀式,幫中大老對成員也具有某種程度的約束力。幫會在軍中的發展日積月累,今天以「根深葉茂」四字來形容也絕不為過。
至於滲透在軍中的幫會,現存的有三個。從最早的青幫,到後來的洪門,以迄國府遷台在台灣成立的「乾元會」。乾元會起得最晚,但發展得最快,組織亦最嚴密。這三大幫會在軍中是「幫中有幫」,也就是幫會成員又依彼此不同的交情各自結黨。「黨」不是經過儀式的正式組織,但中國人的「情」往往勝過嚴苛的「法」,所以黨與黨之間可能跨越幫會,甚至與活躍在社會的四海幫、竹聯幫亦有來往。
不知什麼原因,李垣的面容突然跳進我腦海──又是刑警的第六感。我不由思忖,如果李垣這狠角色是幫會的一員,發現一個原本他瞧不起的署長竟然勾搭上自己的愛妻,他會怎麼辦?
當然,李垣是我隨便猜的。不管如何,我是意思是存在這麼一個狠角色M。M發現這事,他會怎麼辦?
如果我是M,我會私下透過「黨」的關係尋求四海或竹聯殺手的協助。可是,四海或竹聯豈是好惹的?他們獲悉鄧緒醜陋的行徑,發覺有機可乘,於是直接連絡鄧緒,勒索五百萬遮羞費。在這種形情下,鄧緒敢和周南風講實情嗎?
鄧緒了解他招惹了黑幫,試圖向周南風借錢。可能事後他又不甘心,因為他即將退伍,日後到哪弄五百萬?所以臨時改變主意,決心以「拖」混到退伍。一旦退伍,退休俸拿到手上,別人到法庭告他,民事訴訟即使敗訴,也影響不到他的終身俸。
可惜,他沒拖幾天黑幫便找上他,約他到陽明山談判。他說:「我不認識你,我為什麼要去?」黑幫份子說:「你不來,明天我們軍事法庭見。」鄧緒只得硬著頭皮赴約。到了花鐘,看到和他有染的X,X表示「他」在瀑布。鄧緒認為X在旁,安全應無顧慮;加以認為別人要的是錢,不可能殺他,於是隨X前往;等到了瀑布上方,發現一群人等著他,大家再逼他到瀑布下方談判。
鄧緒別無選擇,隨眾人而下。也許是黑幫事先設計,因為他們接受M一筆錢;也或許是M逕自決定。總之,鄧緒才到水池旁,就被M一刀割斷喉嚨。
想到這,我精神大振,急忙移身書桌,寫下六項緊急待辦事項:

  一、請嚴處長提供陸軍幫會成員名單。
二、清查電話號碼簿上「所有女人的先生」和鄧緒的關係。
三、比對一、二名單,如兩者皆存在,列為第一優先清查對象。
四、若不是幫會成員,列為第二優先清查對象。
五、透過調查局、國安局,以及本署線民,打探黑幫是否與本案有關。
六、查鄧緒的通聯紀錄,哪些打給女人?打給誰?並反向追查那女人的通聯紀錄,她打了幾通電話給鄧緒?

此時夜深人靜,沒人打攪,又有充足的時間,所以我寫得很詳細。
我是性子急的人,凡事等不得。寫完後管他現在才清晨六點,取了話筒,撥通陸總政三處處長嚴啟雲,請他提供陸軍幫會成員資料,並請他中午以前把資料送到台北。然後連絡許伯陽,教他現在趕往局裡與我碰頭。